一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蘇最高考分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在這座民主搖籃里，她猶如投入了慈母的懷抱，她滿懷信心地希望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記者。她的寫作計劃滿滿一大堆，她要為寫《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寫傳記，要把魯迅的小說《傷逝》改編成電影，她因為參加過土改，要寫一本《中國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飛翔的海鷗。
同時，她也如同當時敏銳的知識分子一樣，面臨了早春天氣的壓抑感，當她看到電影《武訓傳》被批判，又經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她產生了一種迷惘與不祥之感。
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兒在開放，整風的消息傳來。她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樣的春天，到處談論著整風，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現了第一張責問主席團三大的代表由誰選出的大字報，隨后出現了用大字報幫助黨整風的建議……夜里，大飯廳前出現了更多的大字報。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5月19日，由學生張元勛等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道：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弟兄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動了林昭，她沸騰了，當她看到有人反對這首詩時，她說，是這樣的嗎？不，絕不。她也忍不住寫詩支持《是時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這一民主浪潮。
與此同時，學生譚天榮在廣場上發表了演說，并與人展開辯論。
到處是一團團的人群。林昭對譚天榮的演說發生了興趣，使她震驚，她認為他是一個能獨立思考、不墨守成規、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見解、敢于觸動權威、富有創造性的人。她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祖國最需要的。她滿懷喜悅地注視著這位同學的神采風姿……至25日，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做了講話，認為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體黨員虛心耐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不要沉不住氣，要繼續支持大鳴大放。
可是到26日，廣場出現了“反對惡意煽動誹謗！”“馬列主義衛道者萬歲！”等標語，出現了新的辯論。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么？》，說隨著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些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是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
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盡管孩子過于偏激，說錯了話，怎么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然而任何怨言都無濟于事了，這只剛學會飛翔的海鷗，一頭栽進了羅網，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樣瘋狂了。她把一切啟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學過的蘇南新專的一位老師發出了“責難”：“你們為什么當時教育我要誠實、坦率，而沒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與悲憤交織在一起的情緒，噴發為瘋狂，由瘋狂而走向絕望。她在絕命書中表白：“我的悲劇是過渡時期的悲劇，人們只看到我流淚，卻看不到我心頭在無聲地流血……”
她對那些在歷次運動中用別人的血來“染紅面貌的人”是深惡痛絕的。她說：“我不愛也不能愛所有的人，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遠跟著他們，讓他們永遠記得曾出力把我拉開生活，殺死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著我的血。”林昭自殺被搶救后，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林昭這些絕望中的表白，在當時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并入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主要的工作是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閱過去的舊報紙。工作由王前（劉少奇同志前妻）領導，還有一位是人民大學學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對林昭等十分同情，對他們沒有多加管理，她見林昭身體不好，還時常送些食品給她。這一年多時間，林昭的生活還算平靜。
二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靜，她在思索，為什么會出現如此規模的群體性的大冤案？為什么好心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意見，統統都被說成是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行？她時常徘徊于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輩，她也在這里尋求答案。她的難友勸她不要碰硬，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立刻嚴正地回答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
她又在日記中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斷地求索，但是現實所回答她的卻是絕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輕，孤身只影在北京，雖說有朋友可以照顧，但在臥床治病中卻必須有家人照料。我母親得知消息后，急忙來到北京將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經過調養后，漸有起色。她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總是經常要出去走走，去圖書館、去公園。在日常去公園散步時，逐漸認識了幾個青年朋友，時間久了，相互間不免要縱論時事，漫說中外。
1958年，中國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場極大的折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天等于二十年”、砍盡樹木大煉鋼鐵等浮夸風彌漫全國。他們幾個人談論著那種“瞎指揮”的“共產風”，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多久他們又眼看著生產蕭條的景象出現，物資迅速匱乏，什么也買不到，街道上排滿了長隊，人們因營養不良體質迅速下降，浮腫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處的大哄大嗡依舊。林昭和她的幾個有共識的朋友們，率直地對當時那種隨意性極大的“左傾”政策表示不滿。
三
他們又談到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顛倒。他們懷著赤子之心表達著自己的共同看法，編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刊物，陳述著他們的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寫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
編印未被批準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們純粹為一股政治熱情驅使，不顧一切地傾吐著他們的衷腸之言。他們看到了一本《南共綱領》的書，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鑒，于是也寫成了文章。以后他們又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寫成一篇報告，準備寄給領導機關參閱，希望對某些錯誤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說，這是一種極危險的探索方式，結果他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被以“反革命小集團”的名義逮捕了。
這是噬臍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卻并不后悔，她認為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價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記中曾談到這件事，她寫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駕車回家時，看見一頭公豬陷于泥淖，拼命掙扎已經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滅頂。林肯想下車把它救起，一低頭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僅有的整齊衣服，不免遲疑，便匆匆駕起車走了。走上半里，耳邊似乎一直聽到那頭豬在呼叫，終于還是調車回頭找那泥淖。林肯費了九牛之力，幾乎成了泥人，終于把那頭豬救了上來。事后人們雖稱賞他的行為，但都認為這樣做不值得。林肯說：‘我不是為那頭豬，我為自己的良心。’”
亞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話，終于成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為對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這一次，她由一個“右派”勞教分子升級到了“現行反革命罪犯。”獄中八年，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獄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訊全無。母親千方百計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無結果。一年多后，她轉到靜安分局關押，才有信出來，說可以送一些錢和她所要的東西進去，但是要見面就很困難。
母親每次送物回來，總是很沮喪，因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現”很壞。姐姐每次來信，總是要白被單，我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來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單她都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