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comments, 一聲嘆息
1915年7月1日，顧準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他的父親陳慶華，是從蘇州移居過來的棉花商人，兼做中醫，娶了一對親姐妹為妻。顧準是二房長子，作為母系的傳宗人，隨母姓。
由于家道中落，生活日下，顧準讀到初二便被迫輟學，去現代會計學之父潘序倫的事務所當小學徒。顧準在那條以英王的法語讀音命名的愛多亞路，為潘序倫油印講義時，通過刻苦自學，以天才少年的聰慧脫穎而出。潘博士驚訝地發現后，甘當伯樂。勤慧超群的顧準，十四歲那年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高級商業簿記習題詳解》，挑起了養活一家老小的擔子；十七歲出任立信會計學校部總負責人，并創辦中國第一份會計學刊物；十九歲又出版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大學通用教材…… 成為中國會計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
此后，他幫助潘序倫編寫《中國政府會計制度》、《各業會計制度》等一系列會計學書籍。顧準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進入大學授課，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
然而，青年顧準志不在此。畸形的租界文化，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日寇入侵上海，催熟了他的救國心。他充滿激情的追求，是建立一個獨立而和平、自由而公正、民眾普遍幸福的理想國。30年代，正是赤潮涌動于世界的時代。就在《銀行會計》廣泛發行之際，1935年2 月，顧準經宋慶齡的救亡工作聯系人林里夫介紹，不顧當時的政治危險，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夏，處于職業巔峰期的顧準，又主動放棄在上海法租界一邊當會計專家，一邊從事地下活動的生活，毅然奔赴抗日烽火熊熊燃燒的蘇南根據地。那時，顧準既是立信會計事務所的臺柱子，又是美國基督教會大學——圣約翰、滬江、之江等名校的教授、講師，每月都有四百多塊銀元的極高收入，穩居社會金字塔頂層，被譽為“潘序倫第二”。可是，他卻義無反顧地從此走上了血與火的民族解放戰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顧準回到上海，出任新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財政局長、稅務局長，并兼上海市政府黨組領導成員、華東財政部副部長等要職。顧準為振興上海的經濟，八方奔波，日夜勞碌。舉世聞名的跑馬廳、跑狗場、沙遜大樓……也是他以征收地價稅的方式，從外國人手中合法收歸。
在顧準的努力下，短短三年里，將上海改造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成為支撐新中國的最大財源。
1952年，在“三反五反”的政治運動中，顧準被打成“政治老虎”，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與一場稅收方法之爭有關。大上海是按照解放區“民主評議”的辦法，口頭協商議定各家企業的應繳稅款？還是派出財稅專管員和注冊會計師，去各家企業查賬，根據稅率來征收稅款？上級部門堅持采用解放區的辦法，理由是資產階級的賬簿不可信，屬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注冊會計師也不可信。顧準卻頑強主張由他制定且已實施的后一種辦法，并在辯
論中態度激烈。雖然今天全中國稅務系統，都沿用顧準行之有效的稅收辦法，但在當年，他卻因此被視為“目無組織”的“惡劣分子”。
1952年2月29日，顧準冠以諸多罪名：“妨礙‘三反’運動，及在思想上作風上一貫惡劣”，“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被登報撤銷一切職務。
顧準后半生的多舛命運，從此開了頭。
1957年，顧準剛完成那篇呼吁以市場價格的自發漲落，調節生產與流通的“市場經濟第一文”，便在中科院資源綜合考查委員會副主任的新崗位上，因抵制蘇聯專家在黑龍江水資源開發問題上的沙文主義，被上綱為“有損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又因他曾倡導民主社會主義及市場經濟，公然發表同情葛佩琦等知識分子“右派”的言論，并曾經議論毛主席犯有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被康生親自點名：“新賬老賬一起算”，打成“右派”，開除黨籍，發配河南省信陽專區商城縣勞改。
顧準在商城勞改期間，遭受了種種令人發指的非人待遇，經歷了他自稱的“恐怖與屈服時期”，卻在拼死捍衛人格底線之際，以思想日記的形式，寫下他對“斯大林主義”中國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據的素材，主要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他所在的被譽為“共產主義第一實驗田”的信陽專區，從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轉為全局性特大饑饉，因“人禍”而在短期內餓死近百萬民眾的嚴酷現實。顧準無比沉痛地寫道：“產量的謊報，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價值規律……愈為嚴重”；階級斗爭“再斗下去，無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顧準緊裹骯臟的破“棉猴”，蹲坐在鐵佛寺集中營預言：未來的中國，必然朝著“坦率，開明，寬恕，人道主義，文明的方向”發展，這是慘痛的歷史教訓代我們確定的。他并以憬悟之心對自己說：“經濟發展的階段論與東西方滲透論，很有興趣的題目”……
中科院組織恐怕顧準會餓死在信陽農村，于1960年初，把他轉往北京郊區勞改。顧準告別鐵佛寺集中營時，緊緊捂著腰間的破挎包——挎包里有他珍貴的日記本，和當地“右派”徐云周送給他、可當一頓飯吃的胡蘿卜。顧準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離開信陽農村時，“一種悲惻的情緒幾乎把我浸透了”，“我禁不住一陣陣地心頭絞痛，我真懷念農村的人們啊！”的確，顧準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革命勝利以后的“信陽事件”了。可以說，是信陽民眾的血淚和怨靈，推動他站到了思想家的神圣位置上。
在“七千人大會”后一度寬松的氛圍中，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顧準，回到中科院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所長孫冶方和政經室主任駱耕漠，都是他的老友；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前總書記張聞天，則是他的新同事。在被老友和同事保護的環境中，顧準除了潛心研究民主社會主義重大課題外，再次呼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并呼吁反對工業損害農業，以提高農產品價格而不是政治掛帥來促進農業增產；呼吁重視南斯拉夫等國“離經叛道”的經改與政改經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顧準在這段時間，還精心翻譯了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國內首譯本），以此提醒對民主政制認識不足的國人，現代化國家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首賴民主制衡與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設。而追求烏托邦式直接民主，潛伏著不容低估的危險，嚴重時可導致大規模政治動亂。顧準其實就是以理性拓展的歷史眼光，對可能以群眾運動方式，再次追求公社化與直接民主化的“文革”，發出了預警。
請看顧準精心翻譯的這段文字：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使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愿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各種職業的人，都將“進入某種癲狂狀態，企圖引導他們走向理性論證，只能更加煽起他們的獸性”。那時，“公民在政治事務上，會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見和沖動”。那些“對控制政治戲劇，或在這場戲劇中對買空賣空有興趣的人們”，就愈加能夠改變甚至“創造出人民的意志”。“人民在短期內是可以一步一步被‘牽著鼻子’，走到他們真正不想要的某種狀態中去”的。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預先健全民主法治制度。
可是，未待這部譯著出版，顧準便因不斷“嘮叨”信陽事件，并因與清華、北大一些學生進行“出格”的理論探討，于1965年初，被再次點名打成“極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壓下，被迫與他分手。1968年，離婚的妻子不堪忍受而自殺身亡。
矢志走在思想探索之路的顧準，在“文革”浩劫中，又經受了殘酷的批斗和折磨，并遭遇了妻子自殺、子女與他斷絕關系的人間慘劇。
1969年冬，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顧準來到設于河南省息縣東岳人民公社的“干校”。這里與顧準十年前呆過的商城，同屬信陽專區。顧準望著這片熟悉而廣袤的黃土地，望著辛勤耕作卻難以吃飽的農戶，聯想到祖國的前途和自家的命運，心中充滿哀痛！他是為中國革命獻身的人，親見親歷共和國接連發生大悲劇，怎能不以個中人的深切感情進行反思。心痛達到極致，便是理論的開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大樹的綠色萌芽，隨著東岳田壟中瘦弱頑強的麥苗，一起破土成長。思維特有的活力，也拯救了這個常在夢中思念亡妻，“醒來猶留嗚咽”的傷心漢子。
同在息縣東岳“干校”改造的，還有俞平伯、錢鐘書、呂叔湘、胡厚宣、金岳霖、夏鼐、駱耕漠、巫寶三等“牛鬼蛇神”。顧準被稱為“垃圾中的垃圾”。可是，那時便與顧準經常交流的吳敬璉，卻回憶說：“顧準是‘干校’中最硬的‘反革命’。他被造反派批斗、毆打時，冒著雨點般落下的拳頭，昂首高喊 ‘我不服，就是不服’的情景……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猶如一句古諺所說：不化灰燼，便成真金。
趙人偉、陳瑞銘、徐方等多位同住“干校”的人士，也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都曾睹聞顧準對“文革”的批判、痛斥。顧準在“息縣日記”中留下的那些自污文字，只可能是迷惑監視者的障眼法而已。
1972年夏的事件迫使“文革”暫時降溫。顧準帶著他用各種隱蔽性文字記錄的心得體會，在河南老鄉關切的目光相送下，離開明港“干校”，返回北京。
顧準在息縣勞改時已經常痰中帶血，回北京后病體更加虛弱了。可是，使命感和責任感驅使他奔赴思想戰場。猶如義賽亞·伯林所說：“當正義與非義交戰時，知識分子不能以中立者自居。”一俟條件許可，顧準便要舉起他的如椽之筆，為被暴力和強權侮辱的思想學術，作出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反應。
顧準端坐在北京建國門外一間斗室內，揮筆撰寫他的思想著作。他把總題目稱為“娜拉走后怎樣”？這是魯迅1923年反思偉大的五四運動，激發起超現實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時，曾采用過的題目。顧準此處之意：左翼革命勝利以后，應當怎樣理性審視一切？他想與他昔日親自參與策劃送葬的魯迅，遙隔歷史長河，進行一場冷靜的對話。
顧準言簡意賅地闡明：人本主義就是現實世界的惟一信條，“關懷人，關懷人的幸福”，應該確立為革命與改革事業的至上追求；理想主義也可以包含在經驗主義之中。顧準入木三分地指明：在追求歷史進步的漸變過程，應該把以多元求發展、求和諧的原則，“貫徹到一切科學研究和價值判斷中去”。
顧準的思想磁石效應，吸引了吳敬璉、張純音、趙人偉、周叔蓮、林青松、張曙光、張卓元等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張純音是顧準在學部八號樓的鄰居。這位善良而睿智的女學者，幾乎每天協助顧準疏理學術思想，做顧準忠實的第一讀者，并以相知相契的心靈傾注友情的熱能，激勵顧準攀臨思想的奧林巴斯山。當年圍繞在顧準身邊的學者都說，運動結束以后，他們能齊刷刷地站到中國改革最前沿，與“文革”中問學于顧準密切相關。
顧準的特殊魅力，還在于他的預見性。他身處特殊的荒唐歲月，卻已預見運動結束后，中國定將掀起全面改革熱潮。他高瞻遠矚地諭示后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潮流互相滲透，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人最終會發現，無法拒絕接受資本主義諸多長處。這樣，還不如主動向資本主義學習；包括大膽引進它的個人本位文化，進行人文重建。可是，顧準同時指出，我們也千萬不要忘記，資本主義生來便具有少數人占有社會資源與積累，忽視社會公正的天疾。如何超越資本主義既有模式，是更高層面的思想問題。而中國的東方屬性，更限制中國簡單仿效西方。中國未來的改革家，實在應該比二百年前的英國人聰明一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了”。
顧準并不是杞人憂天。他那時正在狹小的斗室遙想未來，生出如許深憂遠慮：他深恐他期盼已久的市場體制一旦被迎進中國，長期恪守群體倫理的中國人，會突然從此極端滑向彼極端，誤把損人利己、掠奪大眾、破壞社會公正，也當作合理行為。為此，顧準在研究民主社會主義未來全態時，預先布置趙人偉和張純音翻譯外國文獻，深入研究“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平衡關系。而這，只是他先知先覺的問題之一。
最讓今人驚嘆的，也許是顧準對21世紀人類現代化多元模式的前瞻思考。他以平實的語言指出：應當以“徹底經驗主義”的態度，看待眼前這個地球。他說：“到本世紀（20世紀——引者注）以后，就不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有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還有五十年代以后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顧準其實就是以他的先見之明點撥后人：西方意義的“現代化”可以有多元樣式。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具有大量“亞細亞”特征的中國（顧準五十九年生命的絕響，便是一篇論述“亞細亞”問題的專稿），要在明辨其先天優勢與缺陷，發現其潛在動力與危機的前提下，正確規劃特色道路。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潮流與東西方多元文明，在全球平臺匯聚而成的“平行四邊形”，也將把色譜更為廣闊的藍圖，展示在世界各國面前。
顧準對20——21世紀中國深度改革，以及人類現代化多元模式，超前三十年作出的批判與獨創性闡述，準確周全而極具擴展性的預言，構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論貢獻。
顧準并非沒有失誤。當顧準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之大弊，在于“服從政治權威”時，曾因缺乏充足的第一手資料，誤以“史官文化”涵蓋傳統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但是，顧準畢竟是顧準。他同時鮮明精辟地指出，中華文明講究自然發展、反唯理主義的那種“歷史主義”與“經驗主義”，以及儒家文化中的“仁義”、“民本主義”、“誠信”、“養氣”等理念，都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歷史也給中國人留下了“很大的好處”。顧準的這些告誡，啟發我們提升認識：中華文明既有與現代化相忤的一面，也有可向“更廣泛的‘現代化’”轉化的一面。
顧準曾經握著那支桿身已經發毛的鋼筆，對身邊的友人說：我的研究，主要為中國改革，其次為人類進步。他并微笑著說：我在思想研究上每有突破，就覺得身上活力倍增，對現在的生活也不覺得苦了，因為我看到了陽光照耀下的未來世界。
對人類歷史的穿透性理解，使顧準胸中如有百萬兵。他經常用嘲諷的睥睨的目光，審視滿街象征專制與欺騙的標語。
誰知，正當顧準揮舞思想巨鐮，在他用心血澆灌的那一片金色麥地上，邁開矯健的步伐，酣暢地收割時，早已隱藏在體內的晚期肺癌，卻以崩山裂地之勢向他襲來！他不斷咯血，持續發燒，呼吸也變得越來越不暢通了。
顧準患的是“中心性肺癌”，雞蛋大小的癌腫，已在心臟與氣管之間擴散。癌細胞瘋狂地吞噬顧準的肌體。顧準有時一次吐血，便多達三百毫升！可是，當他被朋友們送去醫院前，依然斜靠在床上一邊喘息，一邊編寫待用的思想卡片。據后來整理這些卡片的顧準之子高粱（顧南九）介紹，卡片上寫有如下內容：“甘地說，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紅了眼睛，我也要保持理性的頭腦”。
由于顧準那時（1974年）仍是“反革命”身份，病危至此也住不進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觀察室苦熬。這時，依然靠邊審查的駱耕漠，出于對朋友的忠誠，也為了爭取讓顧準重新握筆，拄著拐杖四處奔走，終于找到一個抗日時期的老關系，把顧準送進了病房。經濟所那些善良的學者，和林里夫等舊日老友，也不避嫌疑來到醫院，為顧準組成一個像家一樣的環境，分三班倒，輪流照顧顧準。以往，是他們誠摯的友誼，幫助顧準渡過漫漫嚴冬；如今，是他們不變的真情，為顧準送來臨終慰藉。
顧準平靜地面對死亡。他一生的功過是非，當時當然不可能有一個公正的說法。可是，他并不覺得自己在污泥中虛度了失敗的一生。他相信，是真理總要放光的。顧準把手稿分成兩部分，研究人類第一個民主機制的《希臘史筆記》，托付給弟子吳敬璉收存；其余的由六弟陳敏之保管。顧準運足力氣，用沙啞的聲音對吳敬璉說：“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還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啊。”“我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日本戰后的突飛猛進——引者注）是一定會到來的”。“總有一天，中國要發生變化，你要拿得出東西來報效祖國啊！”顧準這番話，也是對所有傳火繼薪者的囑托。
1974年12月3日零時剛過，北風呼嘯，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顧準含冤而逝。春蠶絲盡，大江波息。顧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話，是以微弱的聲音叮嚀在他身邊護理的吳敬璉：“打開行軍床，休息。”他心中，永遠沒有他自己。
顧準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遺囑，播撒在北京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樓前的小河里。他始終記掛著未竟的科研事業，他認為這條無名的小河，可以通向大海。顧準骨灰的另一半，根據經濟所的意見，安放在老山骨灰堂。老山四周風動寒草，黃土愀然，落木蕭蕭，長煙闌干……
重新認識顧準
歷史的長河千回百折，終究趨向光明。1976年，十月驚雷驅散滿天烏云，歷時十年之久的“文革”終于結束了。以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為代表的老一輩改革家，堅決沖破束縛中國人民的“兩個凡是”論。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顧準的形象也被重新認識。
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顧準徹底改正兩次“右派”結論，恢復政治名譽，并恢復中共黨籍。經國務院和上海市委發文，又為顧準“三反”冤案徹底平反。顧準的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萬里、黃克誠、方毅、谷牧、張勁夫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張勁夫并于其后撰寫了紀念顧準的特稿）。顧準直至臨終也未能見到的五個子女，以無限懺悔與追念之情，把祖國大地上重放的鮮花和淚奉獻于父母親靈前。各界人士含悲默誦：愿悲劇不再，愿浩劫不再。
顧準的長女顧淑林，一夜又一夜仔細閱讀父親用那一筆娟秀字體寫就的思想遺稿，深受震撼：“我逐年追蹤著父親的一生，……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過來的呀！他的深刻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就包含著更多的真理。” 顧淑林隨即向自己、也向世人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關鍵在于，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么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對親人乃至社會再做蠢事？……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并且承受代價。”能這樣面對歷史的人，無愧為顧準的子女！
經陳敏之、吳敬璉等人多方奔走，顧準的思想遺稿，分別以《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為題，于80年代先后正式出版，并以復印本、手抄本形式，廣泛流傳于各大學校園。如果說90年代中國知識界、思想界曾掀起“顧準旋風”，一點兒也不過分。人們展讀顧著種種，不僅對顧準深邃的思想、淵博的學識和罕見的才氣由衷折服，也對他長期忍受地獄之火煎熬，卻以非凡的膽魄探索未來改革之道的人格魅力，深感崇敬和震撼。
跨入21世紀以后，中國知識界、思想界，仍在孜孜不倦地解讀顧準。人們再次驚訝地發現，顧準數十年前的研究課題，早已準確觸及中國歷史變化的核心奧秘。而顧準當年憑借宏大知識背景所進行的真理求證，恰恰是當下中國改革家關注的系列焦點。顧準其實初建了一座屬于21世紀中國的理論燈塔。顧準的傳世著作，可以說是“中國改革永不熄滅的航燈”。
詩人邵燕祥，這樣描述顧準曾經發生的影響：“只因他的文字變成鉛字，一代知識分子才挽回了集體名譽。”
為顧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作序的王元化，這樣評價顧準正在發生的影響：“他對于從1917年到1967年半世紀的歷史，包括理論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問題的涌現，都作了認真的思考”，“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歷史驗證了顧準的預言：“只要我們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世界，我們的祖國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
1980年2月，中央為顧準召開追悼會，將他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顧準遺留下來的手稿1992年在香港出版，題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成為顧準的代表作。
著名學者王元華評價他說：“他的思考不囿于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革命對祖國對人類命運的沉思，處處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他是最早沖破教條主義的人。”
另一名學者李慎之稱他是“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