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禹山在撰寫《一份血寫的報告》過程中采訪得知張志新因為拒絕認罪，在獄中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沉重的腳鐐多次慘遭毒打，頭發幾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獄中男犯人數次對她實施強奸。”這是紀錄片《盜火者：張志新》里的一段解說，是血腥，是災難，更是慘痛的歷史。
在我搜集的大量人類暴力行為的資料中，對我的心靈震撼最深的，當然是那個被割斷喉管后再被槍殺的張志新了。張志新的事情，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就聽說了，當時只知道她是遼寧省委宣傳部的一個工作人員，在“文革”期間，她因為在思想和言論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被打成“反革命”，先是坐牢，在坐牢期間又被逼瘋，但她瘋了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于是她就被槍殺了。
當時像張志新那樣的人，其實是非常多的。而我之所以記得她，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聽說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二是聽說她被槍殺之前，被人割斷了吼管。就這兩個原因，讓我牢牢地記住了她，而且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關注著她的消息。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象過她死去時的情景。那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會是什么樣子呢？而割她吼管的人，又是如何下手的呢？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真實的資料。直到在1998年8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我讀到朱建國了撰寫的一篇文章。從他的文章中，我發現張志新受到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的情節，如臨刑前割斷她的喉管等，并不是一下子公布與世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1979年6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的《一份血寫的報告》中，關于這一情節是這樣寫的：“第二天臨刑前，張志新被秘密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一個辦公室。接著來了幾個人，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
一個多月之后，《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報道《走向永生的足跡》中，就直言不諱了：“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扎，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又過了一個月，《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報道《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志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
可見，張志新冤案在當時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細節，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確，慢慢披露的。
而這些簡短的文字中，無疑超出了我的所有想象。讓我感到無比的震驚與恐懼。到了1998年，距離張志新被槍殺23年之后，《光明日報》記者陳禹山終于了說出更多的真相。
原來張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當年陳禹山在采訪時發現，對行刑犯人割喉管這個超越法西斯的”創舉“，是遼寧公安局的一個法醫根據當時遼寧當權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
有許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聲呼冤，就是要學革命烈士呼口號，有的”反革命犯“還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被認為影響極壞，割喉管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個”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因為曾給校長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學生誣告他強奸女學生，判處死刑。賈始終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斷喉管后再槍決，死時只有20來歲。死后其家屬在獄中拿回他的遺物，發現被子中縫有一張伸冤狀，詳細敘述了冤案經過與伸冤理由，”三中全會“后終于昭雪平反。
張志新開始和其他犯人合關在可以有地鋪睡覺的普通牢房里，后來因為堅決不認罪，堅持認為不僅林彪、”四人幫“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錯誤“，于是在毛遠新主持的遼寧省革委常委會上，由無期徒刑改為死刑。
毛遠新說：判了無期徒刑還這樣囂張，殺！于是張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號“里。經過多日的”小號“折磨，張終被逼瘋：用窩窩頭沾著月經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獄警上報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裝瘋賣傻！
采訪回來后，陳禹山等記者寫出了《一份血寫的報告》。文章發表后，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干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
一位讀者聽后，在電話里哽噎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么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么寫？”
一聲聲義正辭嚴的追問，終于使陳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確說明了幾個大漢，把張志新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一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斷喉管的細節，由此引起了讀者怒不可遏的“娘殺孩子”討論，引出了“誰之罪”的全民“天問”：割喉管人是無罪的，押打張志新的人是無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傳部那些揭發張志新的人都是無罪的……因為在當時那種專政政治下，誰都是在執行上級指示、“中央精神”，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那么到底誰有罪呢？張案報道討論在３個月后奉命停止，據信與此有關。
我并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因為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人，我更關心的是人傷害人的問題。雖然我知道張志新的死，和當時的政治有關。但我至今還是弄不明白，為什么當時的政治，就一定要把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她弱小得像一只兔子，可以說對整個世界沒有任何的傷害能力，僅僅因為在思想和言論方面，堅持了自己的觀點，就有人不肯放過她，要把她關在牢里，把她逼瘋，槍殺她，還要先割斷她的吼管。
我至今沒有弄明白。但我卻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這件事情的過程中，有一些我的同類--人，對這個美麗而又弱小的女人，所表現出的兇殘與暴力。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不敢相信，那些事情真的是人做的。但是事實告訴我，沒錯，那些事情就是人做的。而且做那些事情的人，現在應該還和我一起，生活在這個星球上。
我非常希望找到那個人，可能不是一個，有好幾個，我想看看他們的面孔，和其他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不同。當然我更想看到的是，在很多年前，當他們把張志新或其他罪犯摁在地上割吼管時，他們的面孔上，是怎樣一種表情。他們的眼睛里，會不會釋放出一種奇異的光澤。
2002年4月20日中午，為了證實與查找一些資料，我訪問了張志新的網上紀念館。首頁有她的一張黑白照片，是從《南方周末》上復制過來的。我長久地看著她的面孔。她美麗得讓我心碎。而她的美麗也讓那些施暴者的面目裸露在陽光之下。在給她獻上一束圣潔的郁金香時，我的心頭涌起千言萬語，但是我找不到一句，可以完全表達我的心意。后來我在附言欄里寫道：“暴力可以傷害美麗，但是無法消滅美麗。”
2000年06月16日的《南方網》再度發表了陳少京采訪陳禹山后寫出的文章。披露在1979年初夏，陳禹山訪問了張志新女兒林林，聽林林談了參加“死囚家屬學習班”的情況。這段回憶雖然沒有刀子割破喉管的血腥場面，但是卻把人的暴力行為，進一步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以下是陳少京的原文--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著大風雪。沈陽法院來了兩個人，通知林林和她的爸爸、弟弟到縣城開會。爸爸和她牽著弟弟，冒著風雪來到縣城招待所。“我們推門進去，屋內有暖氣，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然而我心里發顫，感覺比在風雪里還要冷。”沈陽法院的人要他們坐下，說是給他們辦個“學習班”。
接著，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語錄，內容她記不全，一段是講什么階級斗爭，一段是講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她媽媽，并問了她爸爸一些話。爸爸說幾年前他已同張志新離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給了他。
法院的人問林林：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她搖搖頭。她確實不知道。她當時只知道別人說她媽媽是個反革命。但怎樣反革命，她也不知道。媽媽被關進監牢后，爸爸上監獄送衣物，不讓見。姨父從北京來沈陽，到監獄去探監，也不讓見。媽媽自被捕以后，同家人的一切聯系都斷了，所以她什么都不知道。
沈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么態度？她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她的心一下碎了。但她強裝鎮靜，強忍著淚。因為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她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么處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尸？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她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她說：我們什么都不要。他們再也不問什么了。兩個人嘀咕了一會兒。一個人在寫什么，另一個在教育她，說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要她和媽媽劃界限。他要她說說對媽媽犯罪的看法。林林就說了，是照老師平時教導她說的。當時她心里很亂，說了什么現在記不清了。那個人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同她談話的人，他們又啼咕了一陣，又在上面寫。寫完之后。要她在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
整個過程，弟弟被嚇得不敢出聲，他靠著爸爸身旁，緊緊地抱著爸爸。爸爸領著她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里僅剩下的一個窩窩頭掰成兩半，分給她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她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她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從沈陽家里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她翻了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摟著她，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領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她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里。這一夜，三個人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這真是人間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學習班上，沈陽法院的人要林林簽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筆錄”，后來在張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現摘抄于此：
曾林林：剛聽說張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系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斗爭到底。我后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限界，并不會影響我的進步。
問：張志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尸體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我們都擁護。對于張志新在監獄的還有什么財物，我們什么都不要，這有(由)政府處理。
那一年，彤彤不滿10歲，而林林也未滿18歲。
如果說割破張志新的喉管，是人的一種暴力行為，那么，讓張志新的一雙親生兒女留下那份簽字并按手印的“筆錄”，就是人的另一種暴力行為。而且后面一種比前面一種，無疑更加兇殘。因為那些施暴者，割破張志新的只是肉體的喉管。而割破她的一雙親生兒女的，是精神的喉管。
我曾經采訪過很多的罪犯。他們因為對其他的人施以暴力，傷害了別人的生命財產，而被判刑，嚴重的被處極刑。理由是他們觸發了法律。而那些對張志新和她的兒女家人施暴者，卻沒有受到相應的追究。理由是他們在執行上級的指令，完成組織上下達的任務。同樣都是人傷害人，同樣都是表現出了兇殘的暴力行為，只是因為理由的不同，就可以產生絕然不同的結果。
我在采訪那些罪犯時，他們都為自己的行為，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后悔，因為他們面臨著受到懲罰。而那些對張志新和她的兒女家人施暴者呢？他們也會為自己的行為表示后悔嗎？我看很難確定。因為他們至今沒有受到懲罰。那么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當初他們的行為是對的。如果再給他們一次相同的機會，他們完全有可能把當年做的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說不定在手段與技術方面，還會有更多的發揮。
盯住他們！用我們的眼睛與心靈，死死地盯住他們！也許，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