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年前，公元1968年4月29日，你的生命被折斷，上海街頭的電線桿上貼出的那一張紙片，在時代的水深浪闊之中，很少有人留意，你妹妹打著手電讀完那一頁奪去你生命的紙，默默地背下來。在這張刑事判決書的前面有一段語錄，其中說：“至死不變，愿意帶著花崗巖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

你確實有著花崗石一樣的頭腦，自1957年下半年以來，你從來沒有屈服過，你不肯下跪，以顯出劊子手的高大。你只能站著被子彈擊中。

你并不畏懼死亡，你曾寫下：“今日之下林昭除以牢獄為家園，只望以刑場為歸宿！”你要“將自己的赤子之心青春之血化成自由人類斗爭史詩中的一個驚嘆號”！

當聯合國宣布1968年是“國際人權年”，不僅在提籃橋高墻內被剝奪了所有人權的你不可能知道，舉國滔滔，你的同胞又有幾個人知道這一消息。 

但你早就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正是世界自由人類保衛生活、保衛自由、保衛基本人權之總體戰役的一個組成部份”，因此你曾一次次寫下給聯合國的上訴書。在鐵幕之下，自由、人權這些詞匯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你心中卻是如此清晰。

在你被殺的1968年，1月5日，在遙遠的捷克斯洛伐克，身高1.93米的杜布切克接任領導人，開始醞釀變革，試圖推行“有著一張人性面孔的共產主義”，“布拉格之春”即將拉開帷幕。

這年年初，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的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已在著手起草《對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

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一切，你在提籃橋的森森高墻內并不知道。在你被殺之后，薩哈羅夫的小冊子《對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開始在蘇聯大范圍分發，并刊登在美國的《紐約時報》。薩哈羅夫強調思想自由的珍貴：“對人類社會來說，思想自由是必不可少的，這包括獲取和傳播信息的自由，敞開思想、沒有顧慮地辯論的自由，以及擺脫官僚作風和偏見的壓力的自由。”

對思想自由的肯定和向往，也是你在提籃橋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過的。

薩哈羅夫，或者捷克劇作家哈維爾，都是你的同時代人，雖然你們彼此一無所知，卻是精神上的同道。你在提籃橋用血書寫的正是“無權者的權力”。與世隔絕的你，卻一再將自己歸屬于“自由人類”，你在《各國民權運動史》中汲取了靈感，這本薄薄的僅有156頁的小冊子，只不過講述了不同民族追求民權的簡單史實，卻給了你思考的起點，讓你在鐵窗長夜中提出了石破天驚的天問。在整個民族幾乎停止了思考的時刻，你開始追問：“我們反對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著它去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國家里來建設它，就更其復雜艱巨！”對于“不流血”的“較為文明的形式”的思考，對于自由和奴役的理解，“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著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地不得自由！”你都說出來了，雖然當時沒有人聽到，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在我們的心中激起回響。

從1960年第一次入獄， 尤其1962年11月再次被囚以后，你沒有任何外來的精神資源可以憑借，只是憑著一股子勁，一種感性的力量，獨自苦撐了五年半，耗盡了精、氣、神。當你被槍殺時，除了親人、同學，世界上幾乎無人留意你的存亡。你的生命真正在歷史中展開，還要等待漫長的時光。但你一直確信，有一天，人們會記住你，記住你的血。你以血為墨寫下的那些文字，將成為歷史的證詞。

一年又一年，4月29日這一天，有許多人都會想起你。五十六年薄如一張紙，就是那一張奪去你生命的紙，昏黃的夜色中，你妹妹看到了“那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語句”。五十六年后，我重讀你的詩句：“人血不是水，滴滴流成河……”你探索不流血地追求公義的方式，卻只能流自己的血。你說：

“個人的力量誠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公義——那莊嚴、神圣、巍峨、浩大、永存不滅而更不可摧毀的必勝的公義呢！”

生而為人，你想要的公義何在？你想要的自由何在？

在《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這首詩中，你曾呼喚——

人啊！我喜歡呼喚你，響亮的

高貴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為一個弟兄，我深情地

呼喚：人啊，我多么愛你們！

五十六年了，你的呼喚，有多少人聽到了?

              2024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