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宋教仁不僅是革命實踐家，還是立憲理論的先驅。他倡導的“民族平等”至今造福中國人。他與梁啟超關于改良或革命的論戰至今為人所稱道。他對政黨政治推崇備至，一手創立了國民黨。宋教仁遇刺，議會政治遭遇重大挫敗，隨后的軍閥混戰和蔣氏訓政將中國導往了另一個方向——宋教仁的悲劇命運，是民國乃至整個近代中國政治的縮影。
▌自立軍事件
1900年適逢“庚子之亂”，18歲的湖南青年宋教仁開始接觸政治。彼時的政局對他后來的政治思想、政治態度產生了重大影響。
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領館，引發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攜光緒帝西逃。面對亂局，兩年前被慈禧鎮壓的維新派認為時機成熟，發動了由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武裝勤王”起義。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的學生，因成績優秀甚得張的器重。在幾個月之中，自立軍在以兩湖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發展迅速，在會黨和學生中發展了不少成員，正在湖南桃源漳江書院讀書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
按照唐才常的計劃，以漢口為中心起義，其余幾處同時響應。幾經變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舉行起義。但在22日清晨，之前一直隱忍不發的張之洞，突然采取行動，將唐才常等起義領袖共20多人一網打盡，并在當晚就將他們斬殺。最終，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軍’事件先后被殺者總數上千。
“自立軍”事件，溫和的維新派開始“武裝勤王”，表明社會氛圍漸趨激烈。張之洞確是當時體制內最為開明的大臣，惟其如此，當他都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對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軍時，不能不使人們懷疑清王朝自我改革的決心與能力，一批青年從體制內的改革者成為決心推翻體制的革命者。
▲張之洞
1903年初，宋教仁從湖南桃源到湖北武昌讀書。這年8月，黃興從日本回到長沙，組織革命團體，宋黃相識。11月，黃興在長沙成立革命小團體“華興會”，宋教仁是發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華興會的核心成員。
1904年深秋，華興會在長沙謀劃武裝起義，尚未正式開始就被清政府偵破，黃興、宋教仁分路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達日本東京，開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參與了同盟會的創辦。
▌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
革命派一向以“排滿”作為革命的合法性依據之一，早期的革命中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的口號。
到日本后，宋教仁集中研讀了大量法政著作，立憲思想逐漸形成。滿漢矛盾確是革命派鼓動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點還是滿人長期享有特權，與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現代義務、權利平等觀念不合。現代平等觀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話語。此時的民族性話語以現代平等觀為主軸，與歷史上如元明之際漢人的反元話語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漢族”主義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立憲談》和短短一則“謝投函者”，頗能說明問題。
1905年8月，清廷剛開始議論立憲，宋教仁立即發表了《清太后之立憲談》，剖析清廷立憲的可能性。他從“立憲國民，其義務必平等”，“立憲國民，其權利必平等”，“立憲國民，有監督財政之權”這三個方面論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憲。義務平等、權利平等、監督財政確是立憲的基本內容與基本制度框架，說明此時的宋教仁已經把握了立憲的基本要領。
以此為分析框架，宋教仁認為：在滿清統治下，滿人享有各種特權，漢人受到制度性歧視――如有清一朝規定，漢族人要納稅，滿人不僅不納稅，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權。現代國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點是國民平等納稅，稅收與立憲有著根本性關系，所以，他問：“今能停給此項而令其與漢人同納國稅乎？”清政府不會真立憲，此其一。漢族人數遠多于滿族，但官員則滿人占多數，尤其是重要官職，幾乎都是滿人，不破除這種不平等，如果今后立憲選舉議員，漢人將占絕對優勢，清政府能容忍嗎？清政府不會真立憲，此其二。如果立憲，國家一切財政都要納入國會公開辯論的預算、決算法，滿清統治者向視天下為自己的家天下，會同意此點嗎？清政府不會真立憲，此其三。總之，統治者不可能放棄既得利益。作為革命者，他的結論是“革命性”的：“嗚呼，吾漢人猶有日夜希冀滿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宋教仁集》上，陳旭麓主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18頁）
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即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都是邊緣，而且由“邊緣”漸漸過渡到“野蠻”。夷夏對舉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說。約至春秋時期，“夏”和與其相對的“狄”、“夷”、“蠻”、“戎”、“胡”等（后簡稱“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開始突破地域范圍，被賦予文化的意義，甚至被賦予一定程度的種族意義，主要用于區別尊卑上下、文明野蠻、道德非道德。“華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貴、文明、倫理道德；“夷”則代表偏庶、邊緣、卑下、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尚未脫離獸性。直到20世紀30年代，許多少數民族的漢語稱謂多有“犭”旁或“豸”旁。直到1939年，國民政府才下令改變對少數民族的這種帶有嚴重歧視性稱謂，改正原則大體是將此類偏旁改從“亻”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
1911年6月，宋教仁主辦的革命派報刊《民立報》有篇文章習慣性地用“犭”旁的指稱，一位讀者來函指出不妥。宋教仁立即刊出“謝投函者”，公開認錯：“深愧編輯訪稿不檢。夫習慣上素有以惡稱加諸各種之習，此蓋宗法社會時代之遺風猶有存者。今而后，吾人當力除此習……既得君警告，爰并舉之，以勸國人焉。”(《宋教仁集》上，第242頁)
如前所述，直到1939年國民政府才下令改變對少數民族的帶有嚴重歧視性稱謂，此函說明宋的思想超前20多年，他對人們習焉不察、“尊己賤人”的大漢族主義或華夏中心論深有警覺。他的民族觀是平等的民族觀。他認為，真立憲就要廢除滿人的特權。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宋教仁鼓勵四川保路民眾：“不復規規于爭路，由消極而進于積極，為四萬萬漢、滿、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治為期”。（《宋教仁集》上，第318頁）他強調的是包括滿人在內的“五族共和”。
▌揭露“立憲”騙局
1906年秋，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并且決定從“改官制”入手。宋教仁在10月8日的日記中對此做出了分析評論。
清廷改革官制第一條：“總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第三條：“設立上議院，其議員以皇族、貴族及三品以上官員為之，下議院則俟民智開發之日，或十年或十五年之后乃設立之。”對第一條，宋教仁的觀點是：“吾乃益信政府之不能開明專制與立憲也。總理大臣世界各國有定以皇族為之之憲法乎？”因為立憲的一個普遍原則是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更不能當內閣首領。
對強調“民智未開”的第三條，宋教仁反駁說，皇族、貴族的憲政知識其實反不如民，“況滿清之皇族普通知識皆未一有，甚者則至于不通漢文，游蕩淫亂，何能執政權乎！彼等不識外交如何下手，內政如何下手，實業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備如何下手，理財如何下手，皆長安之輕薄兒而已……上議院即行設立，以皇族、貴族、三品以上之官允之、而下議院則須俟十年、十五年之后民智開時乃設立。夫當今民智未開，固中國之不可諱者也；然而均是中國人也，豈有皇族、貴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轉先開進而有議院資格，而國民反不及者乎？平心論之，均無議員資格，而國民究猶是彼善于此者也……蓋此即政府講真正專制主義之策，而不欲實行立憲之明證，以壓制國民者也。噫，今而后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開明專制與立矣；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國矣！”（《宋教仁集》下，第668－669頁）
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出臺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其中9名為滿人，漢人只有4名；而在這9名滿人中竟有7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它稱為“皇族內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愿放棄一丁點兒權力的真實面目。此舉實無異于自掘墳墓，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一直反對暴力革命的士紳階層憤怒異常，對它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之而去。
盡管如此，立憲派最上層少數領導仍不放棄最后希望。5月12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商討對策。第二天，大家一致認為皇族充當閣員違背立憲原則，一致反對。他們開始時以推翻皇族內閣為中心議題，但經過冷靜思考后，認識到實際無法達到目的，于是決定妥協讓步。他們決定，認可皇族成員違反規定擔任內閣閣員，但反對皇族充當內閣總理大臣，希望朝廷也讓一步。6月6日，他們將此議案呈請都察院代奏，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議局聯合會于是再次呈請都察院代奏，同時公開發布報告書，指出皇族內閣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然而，皇族內閣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諭中斥責聯合會議論漸進囂張，干預君上大權。
一直主張革命的宋教仁更是連發長論短評，密集抨擊清廷政策，勸喻體制內的“立憲派”看清清政府拒不改革的本質。
在《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長論中，他從行政組織、外交方針、財政政策、鐵路政策幾個方面詳論清政府之政策并非倒行逆施，而是拒不改革。
在《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抓住立憲派請愿卻被朝廷痛責的時機，抨擊清政府專權，倡導立憲派轉向革命：立憲派再三向朝廷陳情，力論皇族內閣不可行，“其持論甚正大”，“為皇族謀者亦可謂甚忠”，如果清廷“稍有立憲之誠意者，則當如何力悔前非，下罪己之詔，另簡賢能，組織內閣，以收拾人心，痛除積弊”，方可取信于民。
然而，清廷反而在諭旨中責備請愿的立憲派：“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并注明議員不得干預。值茲籌備立憲之時，凡我君臣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綱范圍之外？”“爾臣民等均當懔遵欽定憲法，不得悉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
宋教仁抓住諭旨的種種荒謬之處：一，欽定憲法大綱并未正式頒布，因此不具法律效力，“何得強人民以遵從乎？”二，憲法大綱規定議員不得干預黜陟之權，但現在請愿的立憲派咨議局成員并非以后的國會議員。三，既然要求民眾現在就遵從憲法大綱，那么，憲法大綱規定皇家不得任意改變司法權、臣民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臣民不經法律程序不得被任意逮捕等權利，朝廷現在也應當遵守。四，上諭“爾臣民等均當懔遵欽定憲法，不得悉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也就是說，清廷君主立憲之本意是臣民沒有游行請愿的權利，這難道就是“君主立憲”嗎？
總而言之，諭旨之所以荒謬，蓋因“憲法大綱實為彼輩裝腔作勢抵御人民之利刃”，清廷根本不知道“立憲精神，無真誠立憲意思，惟知倒行逆施之結果有以致之耳”！最后，宋教仁提醒立憲派：“吾如是而得斷案焉，曰：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現政府之所謂立憲，偽也，不過欲假以實行專制者也；其與以設資政院，立內閣，非以立憲之立法機關與責任政府視之者也，故其所以對付資政院之權限與內閣之組織者，亦不得責以立憲之原則者也；其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面，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他感嘆：“嗚呼，吾國民之大夢，其尚未醒耶？”（《宋教仁集》上，第252－255頁）
▌與改良派的論戰
皇族內閣在成立的次日，即副署了實行全國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詔令；18日，起用前開缺總督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20日，郵傳大臣盛宣懷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
從理論上來說，鐵路借款和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未嘗不可。但問題在于，政府向外國借款屬于資政院職權，必須經資政院議決通過；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關系到本省的權利存廢，屬于咨議局職權，必須經咨議局議決通過。可是，皇族內閣竟然擅自決定實行，不僅違背了立憲原則，而且也損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資最多的紳商的利益。
地方的強烈反對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準許粵漢、川漢鐵路民辦，于是入股民眾更多。然而僅僅一年，“立憲運動”已經風起云涌之際，清政府此時卻又不顧廣大民眾的強烈反對，悍然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更嚴重的是，財政極其困難的清政府根本無力給股民以合理補償，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遠遠低于股民實際投資額的方式，贖買股份。
于是，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的立憲派立即領導群眾開展保路運動，其中以四川最為激烈。結果，清政府反而逮捕了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咨議局議長、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副主席蒲殿俊，隨后在成都開槍打死30余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愿者！
▲成都慘案
從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到保路運動的興起，宋教仁一直緊密關注，論述公民保路運動的正當性。他首先分析說，世界各國鐵路有國有與民有兩種形式；若以營業權分，不外民業與官業兩形式。所有權與經營權綜合考察，主要是國有官業、民有民業兩種形式。
“在崇尚自由主義尊視民權之國，則趨于民有民業；在崇尚干涉主義偏重官僚之國，則趨于國有官業”。兩種形式，究竟孰優孰劣，長期爭論不休。“大抵自行政、軍備、財政等之關系言，一國鐵路固以歸諸國有官業為便，若自經濟、社會等方面之關系言，則仍以民有民業為有益，誠以尊重人民企業之權，誘起一般投資之念與夫經濟管理維持改良之法，國有官業皆不如民有民業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國、日本以國家為重，所以鐵路為國有官業，英國、美國以國民為重，所以鐵路民有民業。
然而，宋教仁進一步指出，德國、日本的鐵路都經過從民有民業到國有官業的階段，但是，德、日在鐵路國有化的過程中，都經過議會的批準收購民辦鐵路，給予足夠的補償。相反，清政府鐵路國有化未經合法程序，且未給民眾足夠補償，“藉口政策而蹂躪人民已得權利，其與殺越人于貨者何異？今而后，國民之企業家皆將要栗栗危懼，不克自安，其尚望踴躍以經營各種產業耶？”（《宋教仁集》上，第225－227頁）
對于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轉圜”、“不可使政府過墜其威信”的論點，宋教仁針鋒相對：“政府欲求和平，則何不先自轉圜？政府欲保威信不過墜，則何不先去其自損威信之舉動？且政府與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與人民之元氣熟重？犧牲人民以衛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
最先起來保路的“兩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為清政府在“兩湖”實行路股照本發還的政策。這也說明“民營”并非刻意反對“官營”，反對政府收購，只是政府也應尊重契約，尊重市場規則，尊重“等價交換”。而清政府秉承“強政府”的政治傳統，毫無契約意識，認為自己權力無限，手操對民企的生殺大權，隨意予取予奪。它以為自己“低價收買”降低了交易成本，其實付出了巨額代價，即政府信用的代價。代價之高，最終報銷了整個王朝。
清政府此項政策確為革命提供了難得的“題材”。作為革命者，宋教仁以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稅、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引爆的歷史，鼓勵川民堅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還應由此引發革命，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治，“湘、鄂、粵人及各省人亦同時并發，風起水涌，以與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數千年充塞東亞天地之專制惡毒，或將因此一掃而盡”。（《宋教仁集》上，第317－319頁）
從1910年國會請愿運動，到清政府拒絕妥協的政策標志“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這些事件是立憲派迅速走向革命、與革命黨“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最終垮臺。
▌內閣夢碎
民國成立，宋教仁力主內閣制而非總統制。有關研究已汗牛充棟，廣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關于“革命黨”與“革命政黨”同異的論述雖只短短幾句，卻充滿洞見，值得重視。
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各種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凱成為總統，大權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責任內閣制，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產生，他一直為此努力。臨時政府在南京時，同盟會在臨時參議院中占絕對多數，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后，參議院改選，同盟會優勢不再。宋教仁于是聯合其他幾個小黨，于1912年8月以同盟會為骨干組成國民黨，成為一大反對黨。他希望通過競選，實踐政黨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屆國會選舉，宋教仁馬不停蹄，四處演講，組織本黨競選。1913年2月1日，他在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革命黨”與“革命政黨”的概念：“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
“革命黨”與“革命的政黨”的區別在于：一，“革命黨”是秘密的組織，“革命的政黨”是公開的組織；二，“革命黨”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的組織，“革命的政黨”是“新的建設時期”的組織；三，“革命黨”對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斗”，“革命的政黨”對于“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斗”。他堅信“雖然我們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所以可以通過選舉取勝，“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于我們。”（《宋教仁集》下，第456頁）
3月18日，他在國民黨交通部公宴會的演講中，再次申明“革命黨”與“革命政黨”的同與異。相同之處是：“吾黨昔為革命團體，今為政黨”，但性質并無不同，“革黨與政黨，其利國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則無不同”。“本黨今昔所持之態度與手段，本不相合；然犧牲的進取的精神，則始終一貫，不能更易也。”不同之處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謀破壞，今日則用平和手段謀建設。”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后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后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宋教仁集》下，第487頁）
兩天后的3月20日，上海車站一聲槍響，宋教仁中彈身亡，“用平和手段謀建設”的立憲夢碎……
是誰謀殺了中國“立憲”第一人？孫中山？陳其美？袁世凱？還是誰？
他的死被稱為中華之不幸，民族之悲劇，令無數有識之士扼腕嘆息。
宋教仁被稱為中國“立憲”第一人，24歲成為同盟會核心領導，30歲成為國民黨第一締造者和實際領袖。在他主持下，國民黨擊敗袁世凱、共和黨等一眾強勁對手，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參、眾兩院獲得壓倒性多數席位，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如果他不死，他將在31歲成為最年輕的中國內閣總理，中國或許將提早走上現代政治文明之路。中國政治格局就會完全改寫，至少有可能實現國強民強，就可能沒有日本侵華和內戰。
宋教仁的死，不僅讓民國失去一位杰出政治領袖，也毀掉了民國初年的共和根基。甚至有人認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實踐，就此終結。民國剛一建立，就已名存實亡。
而宋教仁遇刺案，也成為民國最大懸案之一。袁世凱政府、國民黨等各方勢力，都直接卷了進去。可能兇手名單包括孫中山、袁世凱、滬軍總督陳其美、國務總理趙秉鈞……其糾葛纏繞，世所罕有。更吊詭的是，刺宋的直接相關人都在幾年之內離奇去世。
白先勇以自己和其父處所得見聞，得出結論為權力惹出禍端，宋是毀于孫中山、陳其美之手。《劍橋中華民國史》則至少有6處，把袁世凱作為殺宋主謀來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