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項“技術”事實上都服務于、以及被解讀為一種意識形態，顧準長期地困頓于這種邏輯之中，并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寫在前面的話
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曾有兩個時間段走近顧準，其一是《跌蕩一百年》下卷關于計劃經濟年代的經濟史敘述，其二在創作《吳敬璉傳》時傳主對顧準的回憶。從此，顧準如一個頑固的存在，遙立在我生命的遠方。顧準出生于1915年7月1日，逝于1974年12月3日，過幾天就是他去世四十年的紀念日。
前日，小雪節氣，貴陽凱悅酒店，窗外漫天銀杏飛舞，我在大堂里整理出這篇人物小傳。親愛的朋友，謝謝你們在這個微涼而喧囂的初冬，讀完這篇冗長的文章，在今天，我們僅能以這樣的方式紀念那位偉大的先行者和受難者，他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問題，到今天還是問題。如漢娜·阿倫特所警示的，“我們處在忘記過去的危險中，而且這樣一種遺忘，更別說忘卻內容本身，意味著我們喪失了自身的一個向度……或者說，除非經由記憶之路，人不能達到縱深。”
文／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1949年7月24日，剛剛解放兩個月的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臺風襲擊，海堤被沖毀，黃浦江江水倒灌，市區受淹，連市政府大廈都水深過膝，大量檔案、稅票和憑證被水浸毀。在市政大廳里，一個34歲的青年共產黨干部帶著一群人，用臉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將浸濕的檔案一份份地晾曬烘干。與所有身著黃土布軍裝的同事們不同，他穿著一條吊帶褲，這在樸素而農民氣質很重的共產黨干部中非常的刺眼。
他叫顧準，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
這是一個瘦高個的、帶一副深度黑框眼鏡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區顧家灣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開過一家棉花行。他十二歲就進了中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立信當練習生，在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個嫻熟的會計學專家，他編寫的《銀行會計》一書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并被之江大學、滬江大學聘為會計課教授。顧準于1935年加入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1940年他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工作，擔任過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山東財政廳廳長等職，上海解放后，他回家鄉出任重要的財稅局長一職。據當時的上海市民回憶，1949年前后，滬上最出名的共產黨干部有三個人，除了陳毅市長之外，一個是公安局局長楊帆，還有一個就是顧準，原因是“大街小巷到處可以看到他們貼出來的治安和征稅布告。”
顧準面臨的局面是棘手的，上海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1.2萬家工廠中只有三分之一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八成以上，面粉業由于北運通路不暢，產量只是內戰爆發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業產值74％的輕紡業，既缺原料又無銷路，陷于半癱瘓狀態。實業家們更是人心惶惶，騎墻觀望，誰也不敢擴大再生產。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視業主為“反動派”，有人甚至認為，應該象土改一樣，把工廠的資產直接分發給當家做主的工人們。
顧準的工作重點是，恢復工業和盡可能多的征稅。他采取的辦法是“盡快扶植民族工商業，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培養稅源，打擊偷稅漏稅不法行動。”在他的兩年任期內，完成了三項很重要的、對全國工商業治理起到了試驗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項是重建征稅制度。
自晚清到國民政府時期，稅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亂，偷逃現象很嚴重，逃稅越多，稅率越高，稅率提高，逃稅更厲害，形成了惡性的循環。顧準實行的是“輕稅重罰”辦法，為了避免大的動蕩，他基本上延續了國民政府的稅制體系，同時則廢除了一些民憤很大的苛捐雜稅，譬如保衛團費、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費等等，取消了有重復征收性質的11項捐稅，此外陸續頒布了貨物稅、營業稅、印花稅等9種地方性稅種的暫行辦法。由于數年的通貨膨脹，工廠的帳面資產與實際值發生了嚴重的背離，為合理征稅帶來了嚴重的困擾，10月，顧準公布了一項規定，允許私營企業按當時人民幣物價重估全部財產價值，從而改正帳面資本額，使之接近實際狀況。這個辦法一公布，受到實業界和會計界的歡迎。
為了保證稅收的征繳，他借鑒蘇聯的經驗，創造性地設計了財稅專管員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組織若干個分局，每一個區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組（后改稱稅務所），稽征組的每一個稅務員專管若干個納稅戶。”他對上海的納稅戶進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戶2.1萬個，實得工商納稅戶10.78萬個，全市設20個區稅務局，建立96塊專戶管理區域。顧準設計的這種專管員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顧準在上海的征稅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財政收入只有498萬元，處于嚴重赤字狀態，根據上級命令，上海必須在1950年的第一個季度通過發行公債和征稅的辦法收上3000萬元。顧準采取了嚴查重罰的手段，他回憶說，“這種逃稅出發和公債征募同時進行，即使確有稅法根據，也可以把逃稅戶弄得破產。于是，上海資產階級一方面通過工商聯、協商會議等大提抗議，一方面也進行非法抵抗――這一兩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嚇信，以致公安局為保護我的安全起見，給我配備了兩名警衛員。”
盡管遭到部分抵制，顧準的強制手段還是起到了效果，據《上海市財政稅務志》記載，1950年全市的稅收收入達到6416萬元，比上年增加12.8倍，為舒緩全國財政的緊張作出了重大貢獻。
年輕的顧準（右一）
顧準的第二項重要試驗，是在中財委的統一指導下，重構了上海的產供銷體系。
對私人工商業進行國有化改造，是一個既定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特征之一，那么，如何改造，從哪里切入，卻是一個很有技術性的命題。根據時任中財委主任陳云的思路是，從流通入手，通過壟斷生產資料供應和產成品銷售的方式對制造業進行控制。從1949年10月起，中財委就著手建立三個全國性的貿易公司，一是全國性的紡織公司，負責紡織原料和產成品的供應與銷售，二是全國性的土產公司，負責各地特產的產銷，三是將華北貿易總公司改組為11個專業公司，其中以內地調劑為主的有糧食、花紗布、百貨、煤鐵和鹽業，出口為主的有豬鬃、土產、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設立一個進口公司，各專業公司均按經濟區劃與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設立分支公司，資金和干部統一調度。
當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業的徹底國營化，兩頭一夾，中間的制造企業自然就無法動彈，成了一塊被壓扁了的“夾心餅干”，計劃經濟的宏大構架因此胚胎初成。
在全國的生產資料源頭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隨即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管理體系。上海的帶頭效應當然最受關注，顧準很快行動起來，他成立國營的花紗布公司，私營紗廠不得再自購棉花，自銷成品，所有產品均實行統購統銷。為了與花紗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國營的供銷合作社，還把全市的私營運貨車全部取締，新組成了一個上海搬運公司，它成為交通運輸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寫道，“國營商業控制了重要物資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糧食等項的私營零售業無法照舊繼續下去，國營商業不得不擴大到零售商業范圍中去，華東商業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組織了幾個零售公司，交給上海市管理。以上趨勢，還在急速發展，不久就擴大到建筑業范圍中去了。”
顧準的第三項重要試驗，是創造性地驅趕了所有的外資公司。新中國成立后，在華外資企業顯然成為了新經濟體制的“不適應者”，它們將如何退出是一個廣受關注的事情。
顧準用的辦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稅率，把外資公司一一逼走。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們利用1945年以后國民黨政府搞起來的地價稅，加重稅率，對私有土地按估定地價比例征稅，國有土地當然是不征稅的。征收地價稅，誰都提不出反對理由，可是嚴格征收的結果，凡是地價昂貴土地上的房產收入，都抵不上應付的地價稅。僅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許多外國資本家都寧愿把房地產抵交欠稅，自己則悄悄溜走了。”他舉例說，“上海有名的沙遜，把南京路外灘的沙遜大廈（現在的和平飯店）和舊租界的華懋飯店（現在的錦江飯店）抵交欠稅后離開了上海。許多外商銀行、地產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時還賴在上海不走，經過1950年春的罰款和一年多的地價稅，也紛紛關門溜走了。”
他最后總結說，“我們沒有采用任何沒收政策，我們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余經濟勢力。”顧準獨創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廣到全國各城市，外資企業相繼離開中國。
那是一個激情蕩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開埠以來，從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國大臣，從蔣介石政府到汪精衛政府及日本占領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管理者。
他們年輕，風華絕代，充滿破壞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氣，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所有的熱情都是為了無比熱愛的國家，他們從來沒有考慮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買。年輕的財稅局長顧準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個角落，不斷地擬定各種各樣的布告和公文，與大大小小的私營業主周旋協商，他在立信會計事務所時的老同事嚴松齡回憶說，“他還是那個瘦長個子，穿一套不合身的軍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煙，說話態度極其謙和誠懇。”所有的市民和工商業者，對這樣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過，事實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復雜得多。在當時的新上海管理者中，還是有人對即將生成的新經濟制度產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人居然不是別人，竟就是顧準。這是一顆悲劇的種子。
顧準是一個忠誠的、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的革命者，同時也是頂級、冷靜的會計學專家。早在山東當財政廳長的時候，他就發現了公營企業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讓他頭痛的正是他的專業所在，他說，“國營企業財務管理是我們財政工作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一開始，他就對國營企業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產生了警惕性，這成為顧準反思國營企業制度乃至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起點。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務實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質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幣物價重估私營企業資產”的辦法，盡管受到工商界的歡迎，但是卻遭到了中央財政部的嚴厲批評，被認為是給上海資產階級開辟了合法逃稅的門路。這也成為顧準在兩年后被免職的重要誘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顧準自述》中寫道，“我對此沒有作過什么申辯……如果不允許私營企業重估資本，累進稅率的所得稅客觀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現在還認為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項政策性的措施，它不過是改進經濟計算的必要技術措施，也沒有開辟什么合法逃稅的門路。”
顧準對“政策”與“技術”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個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項“技術”事實上都服務于、以及被解讀為一種意識形態，他將長期地困頓于這種邏輯之中，并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顧準（右一）與朋友合影
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就當顧準為新建立的共和國日夜工作的時候，1952年2月，這個被很多人看好的青年高級干部突然被公開撤職。
顧準是在一場政治運動中被撤職的，事前毫無預兆。
從1951年12月開始，一場席卷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這是建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它的起因有兩個，一是中央對黨內腐敗的警惕，二是為了增加稅收，支援朝鮮戰事。
當時，過于激烈的運動氣氛已經影響到了工商業的正常運作，華北地區2月份的稅收比1月份減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營工商戶歇業，影響到40萬人生計，西南地區的月稅收也減少了一半，百貨商店的營業額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很多私營工廠停業觀望，而震動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過去的兩個月里，市委共收到檢舉材料24萬件，200多名企業主被抓，發生48起自殺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緊急部署，決定在上海暫停發動五反運動，縣以下的五反則推遲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國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導工作，28日，顧準在電臺里做廣播講話。29日，上海市委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宣布對八個干部的處分決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顧準。對他的處理決定是，“一貫地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顧準對自己被突然撤職“感覺十分突然”，日后來看，他被免職的原因有兩條，一是他的“依法征稅”政策不被采納，二是“不服用”。
在當財稅局長期間，會計師出身的顧準一直試圖建立依法征稅的體制，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賬征收，強調“依率計征，控制計算”，不同意用運動的方式來征稅，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稅務通訊》中連續發表論文，對此進行論證和闡述。他的這些想法和做法，被認為是保守的。43年后，經濟學家戴園晨在一篇關于顧準的紀念文章中說，“這種依法還是不依法的爭論，當時以顧準去職告終，而今負擔的隨意性仍是經濟工作的陋習。”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不服用”，顧準的辦事能力和學養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識分子氣質卻讓人討厭，據他的弟弟陳敏之回憶，有一位大區負責人曾說，“像顧準這樣的干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同時他則又說，“如果顧準再不聽說，飯也不給他吃。”1959年，陳敏之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陳云，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介紹說，“這是顧準的兄弟”，接著他說，“顧準就是不服用。”
顧準被撤職后，連降數級，先是到籌建中的華東建筑工程部當了辦公室主任，接著調至新成立的建筑工業部當財務司司長，隨即再下放到洛陽工程局當副局長，1955年，又被送進中央黨校的普通班學習一年，隨后被調進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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