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朱學勤講過一個故事：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 境外學者質問內地同行，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稍微像 樣一點的知 識分子？
面對這樣一個潛含挑戰的問題，一位學界前輩佝僂而起，應聲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01
191 5年7月1日，顧準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姓陳，母親姓顧。顧準隨母姓，在兄弟 姐妹十人中排行老五。
1925年，顧準進入近代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學習會計。兩年后，因家道中落，無力繼續求學。
黃炎培愛惜顧準的才華，推薦他去到潘序倫先生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
潘序倫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傳奇人物，先后拿下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與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博士學位，回國后在上海創立中國第一家知名會計事務所，致力于引進并傳授西方先進的會計知識與技術，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學之父”。
潘序倫在上海浦東中學就讀時，經常考第一名，頗得校長黃炎培的賞識。
對于老師的推薦，潘序倫不好拒絕。于是，12歲的顧準到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
潘序倫與顧準
進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以后，顧準的人生一路開掛。
三年后，憑著自學成才，15歲的顧準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
16歲開始在會計夜校授課；
19歲出版專著《銀行會計》，這是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被列入大學教材 。
到20歲時，顧準的月薪已經達到300大洋。而同一時期的普通工人月薪10-30元。
年紀輕輕的顧準成為上海灘職場成功人士，絕對的“金領”。
而顧準的傳奇才剛剛開始。
在擔任會計事務所高級職員的同時，顧準還自學了英語、日語。從23歲開始，顧準就已經在圣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流利的用英語、日語兼職任教，讓那些一貫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學學生深為折服。
這是一個把不同事情都能干得非常出色的天才。
1935年，顧準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一年，顧準20歲。
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期間，顧準曾出面說服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笙，把一千件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捐獻給在前線作戰的八路軍。
1940年的一個深夜，顧準讀到唐代詩人楊炯的《從軍行》，其中的兩句詩“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點燃了顧準心中的愛國豪情，他決意辭去大上海的工作，到蘇南加入新四軍。
在接到顧準的請辭信后，潘序倫非常惋惜，扼腕長嘆，“如遭雷轟電擊，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1940年8月，離開上海的顧準加入新四軍。他先到蘇南抗日根據地，后來又到延安黨校學習。
在延安，作為不可多得的懂經濟規律的人，顧準得到陳云的賞識和重用，成為陳云的得力助手。
此后七八年中，顧準在財經工作領域一路擢升。到1949年解放上海后，顧準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財稅局局長，兼上海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兼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
那一年，顧準34歲。
02
擺在顧準面前的上海， 是一副舊中國留下來的爛攤子：
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工廠還在維持開工；
面 粉業的產量上一年的十分之一；
占上海工業產值74%的輕紡業，既缺原料又無銷路，陷于半癱瘓狀態。
為了盡快恢復工業，穩定人心，新官上任的顧準燒出了三把火：
一是重建上海征稅制度；
二是重構上海產供銷體系；
三是驅趕不適應新經濟體制的外資公司。
這三把火一燒，立馬穩住了上海。
就這樣，顧準成為了上海的政治明星，被政商兩界稱為“奇特的天才”。
顧準的確是個天才。他的工作效率驚人，最高紀錄一小時寫就70頁的講稿。
他能一邊主持財政局會議，一邊寫稅務局年報，一邊摘記別人發言，一邊還往嘴里扒拉幾口飯。
干部們無不贊服，都說“我們的局長有三個腦袋”。
顧準沒有一點官架子，事必躬親，秘書陳新華看不下去了，主動要求幫他寫報告，顧準卻反問：
“這報告是你做還是我做？”然后繼續埋頭疾書。
顧準還 是一個非常廉潔的人。身為上海市的“財神爺”，經手過的金錢何止千萬，但他從來沒有貪過一個銅板。
政府給他分了大房子，母親看著滿屋奢華的硬木家具，愛得擦了一遍又一遍，而顧準硬是要求把這些家具統統搬走。
在顧準的努力下，上海迅速被改造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成為支撐新中國建設的最大財源。
1950年底的一項統計：當時的上海稅收總額，已占全國的22%。
03
顧準是一個“只認真理，不認權威”的人。
早在解放前顧準擔任中共東路特委宣傳部長時，當時東路的最高負責人譚震林要在《東進報》上發表一篇縱論國際形勢的文章，顧準未經譚震林同意，就把文章刪改了：
“這篇文章，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因資源枯竭造成的經濟恐慌，跟和平時期因生產過剩造成的經濟恐慌混為一談了。于是，我未經譚同意，就把文章刪改了。”
1946年，陳同生、劉曉與顧準
胡喬木是顧準在上海地下黨時期的上級，就曾這樣提醒與顧準直接聯系的人，“你同顧準說話時要小心，這個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負。他會權衡你的斤兩。要是你沒有程度，他會看不起你的。”
在上海擔任財稅局局長期間，顧準的“認死理”“不圓滑” 也是出了名的。
當時，上海的公交公司、自來水公司、輪渡公司、煤氣公司，四大公司全部虧本。為了提高管理，顧準提出“經濟核算”。
然而到了年底，中財委要求“民主評議”，那是解放區的老辦法，讓行業來評定稅收數目。
顧準的辦法，則是讓專業稽查人員進行查賬計征。
在顧準看來，所謂“民主評議”，本質就是攤派，可能引發騷亂。而在上級看來，資產階級的賬目不可信。
上級一再申斥顧準，要他恢復“民評”，但顧準強烈反對，堅持按照自己的方法進行。
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對顧準給予了很大的支持，這使得顧準的方案也得以繼續執行，并且在工作中取得很好的成績。
1952年3月稅收統計，上海入庫稅收比1950年增長了10倍。
現在看來，顧準的強烈反對盡管看似囂張，但其實都是出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心和良知。
顧準為人就是這樣——極真，他不容自己說假話。
后來在回憶這段往事時，顧準說：“我認為我抵制得對，絕對沒有什么錯誤。”
坊間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傳聞是：
1951年，中財部要調顧準進京擔任預算司長，陳毅征詢他的意見：“想去北京嗎？”
顧準回答：“不想去，我想留在上海。”
“為什么不想去北京呢？”
“入了閣，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
這樣的回答，陳老總是理解的，但很多人聽了就覺得：“顧準這人太狂了。”
04
就在顧準躊躇滿志為上海的建設大干一番時，一場大難突然而至。
1952年2月29日晚，在上海市委召開的干部大會上，顧準被宣布撤去上海市財稅局局長職務，與黎玉、顧準、曹漫之、程萬里 等共8人，被定為“三反” 斗爭中的“大老虎”，接受批判。
坐在臺下的顧準，當場就懵了。
撤職當晚，顧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第二天，天亮之后，顧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在《解放日報》上，顧準看到了自己被撤職的緣由：“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這一年，顧準37歲，正值壯年。
對于自己被打成“大老虎”，顧準是不服的。他曾多次要求組織上給予復查，但都被駁回：此事已有定論。
1955年，顧準進中央黨校學習時，向學校提出要求：“請予復查。”
但校領導回答：“學校不辦理此類事情。”
此時的顧準對 “經世致用”死了心，表示此后不想當官了，只想做學問。
1955年，顧準去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 中科院領導深知顧準之能力，寄予厚望，提出讓他擔任經濟研究所所長。
顧準拒絕了領導的好意，他說：“我這個人，傲上剛愎，不是做官的材料，還是做些經濟研究工作比較好。”
專心學問的顧準開始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他找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
顧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快就上手了，他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
隨后，顧準又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良好的英文功底讓他可以直接閱讀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并且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這段時間的學習，讓顧準的視野更加開闊，也跳出了當時扎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這讓他比同時代人，看得更深更遠。
在學習和研究中，顧準敏銳地發現了當時正在推行的計劃經濟中的一些弊端。他發現，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出現了問題，其農業、輕工業在建國后的近40年里幾乎處于停滯狀態。
顧準為自己要不要進一步展開研究而猶豫，已經是“待罪之身”，再研究下去，會不會又“惹禍上身”？
他在日記中這樣勸自己，想開一些，人嘛，難得糊涂，稀里糊涂過，圖個安穩不好嗎？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選擇嗎？”當時的確有很多人就是這樣想的。
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讓顧準無法逃避。當大家都在隨波逐流時，顧準站了出來，逆行而上。
1957年，顧準發表文章，題為《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在這篇文章中，顧準提出：“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當時，舉國上下加快推進計劃經濟體制，這篇文章引來的軒然大波可想而知。
于是，這篇《試論》被定性為“大毒草”。
顧準的思想實在是太超前了，這個離經叛道的觀點，后來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由此，顧準也被譽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這一年7月，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
蘇聯專家前來黑龍江，對中蘇邊境黑龍江水資源的利用進行考察，計劃修建大壩。中科院便派竺可楨、顧準等人陪同考察。
蘇聯方面提出要把這個壩址建在黑龍江的上游，這是一個對蘇聯有利的方案，但對中國不利。
中方提議，把水壩建在黑龍江的中下游，這樣比較公平。
但是蘇聯方面的專家非常傲慢，堅持要把大壩建在黑龍江上游。
顧準當時就火了：“憑什么所有好處就是你們的，造成的損失就歸我們……”
于是，這次考察最終不歡而散。
但中方有一些人認為顧準不對，怎么能頂撞老大哥呢？顧準就罵他們是“洋奴”。顧準還援引自己豐富的歷史知識，說蘇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顧準是在維護國家利益，卻讓一些人不滿了。有人向北京打小報告，說顧準“反蘇”。
剛發表《試論》招來的風波還沒平息，又加上頂撞老大哥這一條罪名，顧準的厄運隨之而來。
1958年4月下旬，顧準第一次被劃為“右派”，并且被開除黨籍。
05
1958年5月，顧準下放到河產贊皇農村參加勞動改造。
在這里，生活是極其艱苦的，顧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
“左腳腫，今上午下糞塘子。”
“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
“擔水擔糞已很久了，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
即便遭受到如此打擊，但顧準的“犟脾氣”仍然改不了。他在日記中說：不愿做“馴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他經常當眾“大放厥詞”。
在參加“大煉鋼鐵”時，顧準批評土法煉鋼是“一場蠻干”，“得不償失”。
他對當時一些人的浮夸風也很不滿，批評他們是在“睜眼說瞎話”。
這些“大放厥詞”被人告發，后來都成為了他的“罪狀”。
作為知識分子，顧準的最大弱點正在于此：
“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讓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昧著良心說假話，那不可能，這樣不配稱知識分子，更沒臉在世上做人。”
06
1961年，顧準終于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調回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張聞天和孫治方成為他的領導。張聞天是“特約研究員”，孫治方是經濟所所長。
顧準對這份工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他除了完成所里派給的會計研究任務，還饑渴地閱讀當時只有中科院等極少數單位才有的各種哲學、歷史、國際經濟方面的期刊和資料，甚至是當代西方學術最前沿的著作。
顧準的讀書卡片
在經歷了生活的種種折磨以后，顧準不是為自己的境遇傷心，而是 流著淚，握著拳頭，暗暗發誓，一定要“為這塊土地上活著的人尋找一條出路。”
顧準燃燒的熱血從來沒有冷卻，他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覺得整個國家都在支付著沉重的代價。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須去做的，是點亮一盞燈，照亮前方的道路。
這時，顧準的“犟脾氣”又犯了。
在經濟所，他再次呼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還在國內首譯了熊彼特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
顧準察覺出當時采用的蘇聯會計制度弊端重重，在經過多地調查后，他寫成《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
這在當時是很危險的，有人警告他：“誰要是在根本上反對現行的會計制度，誰就得準備戴上右派的帽子。”
顧準硬氣得很，他說：“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4年，張聞天寫了一篇調查報告， 提出開放集市貿易等建議，沒想到卻被批為“資本主義復辟”，和經濟所所長孫冶方一道被打成“張孫反黨聯盟”。。
在批判“張孫聯盟”大會上， 其他人都忙著與兩人劃清界限及落井下石，顧準卻站起身來，一揚眉說：“我堅持自己的看法。”
顧準也因此而遭受牽連，“被認為是張孫反黨聯盟的黑智囊。”
恰在此時，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和清華、北大同學， 自發組織的研究馬列主義的學生社團，被定性為“大學生反黨集團”。
于是顧準想當然地又被認定為“幕后操縱者”。
這讓康生大怒，秘密下令：逮捕顧準。
就這樣，1965年春，顧準在家中被再次帶走，又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勞改。
于是，顧準就成了全國唯一一個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07
再次被捕后，顧準依然是一身傲骨，這也使得他受到了更多的折磨。
顧準的學生吳敬璉后來回憶說：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
顧準被捕后，被要求按指定“咬人”。很多人在這個時候，會為了自保，不得不 出賣別人。
但顧準絕食抗爭，堅決不開口。
對方怒了，狠狠扇過來一記耳光。
顧準干脆把臉送過去，“你要打，行，我讓你打。”
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后，看著顧準的一臉不屑，竟然慫了。
易中天在《走近顧準》中有一段記敘：
不就是毒打嗎？那好，干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實，后面的尾巴快翹到天上去啦！
顧準從來沒有干過落井下石、 出賣他人的事。
很多知識分子在明里暗里的互相 揭發時，顧準言語鏗鏘地說：“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
顧準此言，至今聽來仍然令人震撼。
這個正直的君子， 堅守真理，也捍衛人格。 他不畏強權，吃了不少苦頭，甚至以死抗爭。
顧準的骨頭，從來都是堅硬如鐵，敲起來是錚錚的響。
08
只有面對家人時，顧準的心會軟下來。
每次挨完批斗，他擦一把臉，埋頭就抓緊時間搞翻譯，“想掙些稿費來補貼家里”。
顧準與妻子汪璧于1934年12月結婚，一直感情甚篤。結婚后，顧準和汪壁兩人都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他們在上海的家就是地下黨印刷宣傳品的一個點。在一次危急之時，汪璧曾和顧準的母親緊急燒毀印刷品。
自1958年4月顧準被開除黨籍后，妻子汪璧對他始終不離不棄，悉心照料他的起居生活。
顧準苦悶時，妻子汪璧就勸他多讀書，還會準備一些小說，親自讀給他聽。生活上最困難時，汪璧就用自己的工資來養活一家人，讓顧準用自己的錢都拿去買書。
顧準在被下放勞改時，經常郁郁寡歡，最盼的就是接到妻子的來信，能在大半夜哭出聲來。
顧準和汪壁共育有5個子女。顧準對妻子說，期望孩子們長大以后還能像魯迅說的那樣，敢想、敢說、敢怒、敢罵。
1966年春節，顧準從下放勞改的農村返家過節時，多年來一直承受巨大壓力的妻子汪璧對他說：“我們離婚吧。”
因受顧準牽連，汪壁連遭批斗，還被開除了黨籍。顧準十分理解妻子的難處，“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此后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累，痛快地同意了。”
離婚時，汪璧說：“一旦摘了帽子，還可以復婚，現在是為了保護兒女的安全。”
多年來，顧準四面八方受敵，妻子是唯一可以傾訴的人。顧準癡癡地盼望著破鏡重圓之日。他每周給妻子寫信，汪璧每信必看，但從來不回。
1967年的一天，顧準收到一封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聲明，約定“生不相見，死不相別”。聲明最后，是四個孩子的簽名。
看完信后，顧準的手抖動了好久。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顧準常常半夜驚醒。
與顧準離婚后，汪璧并沒有過上輕松的日子。1964年，顧準被再一次劃為“右派”后，家中留存著一大摞沒有寫完的文稿，妻子汪璧誤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黑材料”，將其漚爛后扔進抽水馬桶。由于資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
她最終被檢舉，落下一個“銷毀罪證”的罪名。重壓之下，汪璧的精神徹底崩潰了。
1968年4月8日，汪璧服了大量消毒用的“來蘇爾”藥水后，離開了人世，時年54歲。
直到1969年，顧準才得知妻子的死訊，悲痛欲絕。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顧準一生深愛著自己的妻子，他曾說：“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準手頭拮據，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臺燈。江明問他，為什么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顧準后來下放干校時，他向張純音借布票，并在日記中寫道：
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里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
他不能公開悼念亡妻，便想著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顧準還對弟子吳敬璉說：“我這一輩子，只愛過她一個人。”
09
妻子去世后，顧準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做學問上，他用書籍和穿越時代的思考來支撐自己度過那段灰暗時光。
顧準的弟子吳敬璉回憶道：
“每天清晨，他背著一只軍用書包，內揣兩個冷饅頭，就去圖書館讀書，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他常常劇烈地咳嗽，痰中帶血，卻也并不在意。”
他讀希臘城邦、讀資本論、讀黑格爾……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知識的營養。
顧準讀書批注
顧準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有一天，工作隊一干部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準拿著一本“正經書”去問這位干部：“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么意思啊？”
這位干部答不上來，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你不讀《圣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
從此，工作隊的人再看見顧準在看書，便繞著走，以免尷尬。
浩大的閱讀和孤獨的思考，讓顧準變成了優秀的思想家。
在1973年到1974與六弟陳敏之的通信中，顧準系統地闡述自己對古希臘政治史、歐洲文明和宗教、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直接民主和議會民主、辯證法和神學等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
顧準平反以后，這些通信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為書名，結集出版，其中閃耀的思想之光不勝枚舉，但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句話，最能概括其思想內核：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準《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手稿
顧準相關文集的出版，稱得上是石破天驚，驚醒、啟發了很多人。
王元化說：“許多問題一經顧準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促使你去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李銳說：“1959年以后，我也在思考。但是顧準的思考深得多廣得多，許多根本問題，于我來說，他是先知先覺。”
李慎之說：“顧準拆下肋骨做火把，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
10
1974年11月，顧準的生命走到了黃昏。經常咳血的他在北京協和醫院檢查后，發現已經罹患肺癌，而且是無法治愈的晚期。
因為顧準的“右派”身份，醫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診室外的走廊里。
顧準的新四軍老戰友駱耕漠得知這一消息后，盡管已經因青光眼近乎雙目失明，仍然掙扎著摸出家門，沿著墻角趕到醫院，找到新四軍時期的“紅小鬼”、時任協和醫院黨委書記楊純求情，總算讓顧準住進了病房。
此時的顧準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了”，他一邊奮力趕著文稿，一邊盼望著完成一個心愿——見兒女一面。
但子女們一直沒有來。
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關頭見子女一面，顧準甚至不惜折了自己的傲骨。有人找顧準談話，告訴他只要在認錯書上面簽個字，就可以摘掉“右派”這頂帽子。
顧準一口回絕了，他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認錯誤。
直到有朋友勸：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了。
顧準這才用顫抖著的手在認錯書上簽了字，當場流下眼淚。他對駱耕漠、吳敬璉說：這是奇恥大辱。
只可惜到最后，子女們還是沒有一個人愿意來。
在11月15日，顧準寫下遺囑，最后一句是：祝福我的孩子們。
顧準是一個有強烈愛國心的人。
早在抗戰爆發后舍棄富貴投身革命時，顧準就已經做好了隨時將整個生命獻給國家的準備，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國的復興。
在得悉自己是肺癌晚期后，顧準趕緊把弟子吳敬璉叫到了醫院，鄭 重地叮囑：
“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的， 但是什么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一定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為了抓住這個機會，中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思維。總有一天情況會發生變化，那時，你要能拿得出東西報效國家。”
1974年12月3日，顧準去世，終年59歲。
顧準去世后，吳敬璉親 手把他推進了太平間，然后號啕大哭 。
多年后，吳敬璉依然記得那天 的情景，他說：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
“回家路上，我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但想起顧準，心里便有了溫暖。他走了，但給我們留下了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