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傳媒摘要：
他認識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識分子式的智力滿足，也不是為了“為芻堯獻”，更不是為了向誰證明自己是對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滅和重建，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還有我們這樣的后代。
本文轉自作者博客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時過后不久，顧準在風雪夜去世。寫這篇文章，了解他，紀念他，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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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7歲的顧準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長職務。
關于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準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背帶褲，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十五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干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中財部曾有意調他，但他堅持留在上海“一入閣只是盆景，長不成喬木了”。不光不去，他還不同意上級“民主評議”的運動式征稅的方法，認為應該按法律規定的稅率來征，不光不同意，還連續寫文章來論證誰對誰錯。
他被撤后曾有人為他申辯，一位領導說“顧準不聽話，不給他飯吃”。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
天亮之后，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一個人在盛年時由狂熱汲于嚴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際遇的李慎之寫過“我覺得我的精神暫時是破裂了。舉一個例子，我現在絕對不能聽我所深愛的音樂，因為它會引起我無可忍受的混亂的反應，我覺得，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無邪的遐思，現在對我都是不相干的。一個人在能夠喜悅或者能夠悲哀以前，首先必須自以為是正直的，是誠實的，然而我卻不能”。
撤職沒有具體原因，顧準連檢查都不知道該怎么寫，他想寫民主評議的事，被人叮囑“不要寫這個”，他連批判他的會議都沒權參加，市委簡報上的顧準檢查，是由他的繼任代寫的。
不聽話，不服用的結果，是被剝奪參與這個世界的權利。
那段時間里他“別無一事……夜不能成寐，臥聽馬路上車聲雜沓，漸漸沉寂，到又有少數人聲的車輛開動的聲音時，也就是天色欲曉了。”
但他沒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懷疑，當然有激憤和悲挫，但從他的日記來看，從來沒有過靈魂深處的破裂，他的獨立性保持終身。
他只是要求復查撤職事，被駁回，答復是六個字“此事已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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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曾經提過一個問題“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并不缺少道義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氣，卻沒有一個人像顧準走得那樣遠，挖得那樣深，何以如此？”
顧準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幾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腦袋里的樁子拔掉的過程，這也是他的可貴——因為這意味著這種路徑其實人人可為。
剛離開高位的時候，他的思想其實還比較正統，很典型的在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人，認為自己命運的原因只不過是“遭人陷害”，沒想過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頭看自己身居高位時的傲慢之感，覺得好笑，說那時只是“小職員哲學”——徒有一點囫圇吞棗的報章雜志的學識，卻“才子式的亂闖亂撞，碰到對的，就干一陣，碰不對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細密化，過去實在不夠”。
這好象也是賦閑的人常見的反思，并無特出之處。
一月之后，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斗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余時間都用在數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大步跳出了當時扎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盡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朱學勤說，后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象顧準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那是一個會把人席卷而去的時代，他怎么能在風暴中趴在地上緊緊扣住這兩顆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連氣息都不沾染？顧準后來說過，這一年的生活讓他養成‘讀史’的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
習慣一旦生成，就會自動帶著人去往未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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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他說，“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斯大林“以道德規范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理論體系，看來是注定要垮臺的”。
幾天之后，在中央黨校的研討會上，他忍不住想把這想法拿出來說說，跟別人討論一下價值規律的作用，這個時候，中國的計劃經濟剛剛全面推行4年。“這個題目，不必討論了吧”學員說。他只好收起來了。
他已經看到了那條醒目的紅線，他在日記里規勸自己“可是不能繼續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頹唐之感，“過過家庭生活，滿足于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庵黃山拉倒了吧”。
張愛玲看曹雪芹增刪十年的紀錄時感嘆“看到了天才的橫剖面”，我看顧準那兩年日記時也有這樣的感受。從這橫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靈和頭腦并非天賦，它們是一步步變得強壯的。7月3日，他終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經寫起了，歷史上第一次寫東西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費勁的……反復改稿，都更加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確地與一切經濟工作中都應該政治掛帥的指示相對立為止”。他使勁推開了馬克思所說的“地獄與科學共用的大門”，這扇門一旦推開，從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猶豫。
推門而入時，他已經看到了未來會發生什么，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里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使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愿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后開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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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紀錄的就多。”1960年，他被劃為右派，去農村之前在日記里寫道。
他在河南商城勞動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里，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
早已經沒有了在上海時穿背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饑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著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糞，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
這樣每天15，6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之后，他在日記里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充裕建設中的勞力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凡是這樣的隊伍，軍事化程度高，效率遠高于民工……政治掛帥就是用政治手段來實行經濟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里“已經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紀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哀鴻遍野”的饑荒中，他已經沒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連感喟都沒有。他在日記里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
他分析當中的歷史必然“旱與災二者之后，決心對地球宣戰，從歷史命運說，是有某種必然性……減少農村人口以改變糊口經濟的現狀，除此之外，寧有他途？”
我讀到這兒，以為他這種讓人心寒的冷靜是來自斯賓諾沙式的史觀“不贊美，不責難，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認識而已”但是再翻后幾頁，他回憶到寫這一段時“心臟一陣陣絞痛”。這句話象刺一樣扎了我一下。可能是這瞬間，我理解了他——他認識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識分子式的智力滿足，也不是為了“為芻堯獻”，更不是為了向誰證明自己是對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滅和重建，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還有我們這樣的后代。
他當然有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裝扮成漠然的旁觀者，他只是從憤怒出發，向遠處走去了。
他為哀鴻遍野時卻努力求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后代一個經驗教訓。”“大聲說話，理應有此機會”，他寫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擔挑著行李回家，“從此一步步進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厲行上調，城市供應一定比較順利，可是這個農村哪！”他再一次寫道“我禁不住一陣陣的心頭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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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十年，他沒有日記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紀錄。
從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監管開始為止，我（一）把書架上從前讀過的歷史書從頭復讀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鑒；（二）系統地讀了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作，以及手頭所有的和馬恩有關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兩項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張卡片；（三）系統地讀資產階級經濟學；（四）因為要了解他們說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補充數學知識，費四五個月時間，復習代數，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最后一項只開了一個頭；（五）過去有過經驗，翻譯是精讀的好方法。于是在讀了一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以后，著手翻譯喬安?羅賓遜的《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前者已全文譯完，后者譯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兩者合計，已成譯稿約四十萬字。1968年8月監督開始擱筆。
所以，紅衛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墻上。
紅衛兵讓他解釋，他說“最近什么也沒做，只讀了些史書，只能這樣交代”。
事后他對張純音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
他并非刻意寧為玉碎，當初在勞動隊時，他在日記里也寫到過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節，笑靨迎人已達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干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后，終于打不下去了。
與他一起下放的吳敬璉說“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他從小就極倔強，老師在他作文上寫“貓屎狗屎，臭不可聞”，他當眾撕碎“既然臭不可聞，留它作什么？”樓肇明與顧準下過棋，曾說很不敢恭維他的個性“尤其在復盤時，他往往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對我的漏著、昏著特別敏銳，我雖然贏了棋，卻終是給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訓誨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輸棋，卻像一位十足的贏家。
后來他聽說，顧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有一天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過了幾天，顧準拿著一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么意思啊？”這位參謀答不上來，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你不讀《圣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準，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
樓說從那之后他理解了顧準“到頭來，在局外的觀局者看來，似乎被監管的對象不是他，而是監管者自己。不認輸，不服輸，甚至倒輸為贏，顛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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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盡劫難之后的八十年代開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識“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而顧準卻在文革沒有結束的年代，不僅要做一個人，而且已經對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爾哲學的源頭，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著“神”這個字——“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前提——存在一個必然規律，而這個“圖式”沒脫離宗教氣味，不是以發現自然界與社會歷史的奧秘，不斷增加認識程度為其全過程，而要求一個世界圖式，由此建立目的論，建立必然與自由等等一套倫理觀念的東西”他評價它“絕對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這種智力上的進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權力腳下的人類頭腦能夠創造出來的。他引述普羅米修斯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這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是針對著凡是不承認人的自覺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與地神而發的”。
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覺性是最高的神。有了這種窮盡事理的邏輯，就不可能扯謊，也不可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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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結婚的時候，他們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顧十九歲，她二十歲，一起流亡，他當時發表文章的筆名多是“懷璧”，情意拳拳。
他說過，她是他唯一可傾訴一切的人。
他被撤職后，“我對她說有些寂寞之感，她說讀書了就不寂寞了，這是對的”。
每周六，她都準備一冊小說讀給他聽，他喜愛《安徒生童話》。她出差，他在日記里寫“悒悒寡歡”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經難熬起來了。“接秀信，語句公式化，來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嗚咽”。這話讓人心碎。她讓顧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費買書，她自己的工資用來撫養五個孩子和一個老人。他記下唯一忘憂的時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點半，在外廚房幫著燒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時腦袋中想起想寫的東西都忘卻，簡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羈押，在自述中說“我在監獄中的態度非常頑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國唯一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他的母親這時已經八十多歲，在屋子里只語無倫次地重復一句話“我怎么還不死呢？我怎么還不死呢？”他從被關押地回來把母親送到山西的妹妹家，臨走的時候，他的母親“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響”。那是他們母子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了。他是從那之后得了心臟病的。方采秀給家人的信中曾說，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復婚，顧準對此抱著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馬蹄踏碎，鏡破之讖”他仍然每周給妻子寫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他們之后只見過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脫落了，嘴癟著，一臉病容，極度憔悴。“你害人害得還不夠嗎？”她說。他“實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寫信說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現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著，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折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四個孩子簽字的脫離父子關系的紙，把他的戶口和糧食關系也轉來了。
他在日記里寫“從此以后，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1969年，他預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組織保證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組織告訴了他實情，但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為被揭發在5年前曾經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里用水沖下去，資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這樣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為他作過。
他唯一得到的悲憫，是他可能終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的，死狀極慘。
她的遺書只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說，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孩子，內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有自殺的念頭。只有顧準明白“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他寫知道死訊后“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然后他寫“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記里，他再也沒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幾乎看不到任何個人化的議論和描述，僅有三次從夢里“痛哭而醒”的紀錄，都是關于妻子的回憶“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準手頭拮據，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臺燈。江明問他，為什么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他后來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他淚流滿面地看完，還書的時候說“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吳敬璉說“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他說他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適說過的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這話也適用于愛國與學理”。
顧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說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
但那還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絕在他臨終前來看他，“在對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沒有什么一般的父子關系可言的”。
顧準與母親、妻子和五個兒女的全家福
12月3日凌晨，大風雪，他去世了，“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最后一句留給孩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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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的孤獨不同于因為境遇導致的落寞——落寞里還可以充滿幻覺或者憧憬。他的孤獨，是一個認識到絕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這個絕境當中的選擇。他曾經是最具備理想主義氣質的人，等他一旦認為到理想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根源之后，幾乎是在頭腦中把自己殺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廝殺，一個人對過去信仰過的東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經歷極大的思想危機，從“詩意的理想主義”到“轉到冷靜的分析”時，十分痛苦，他說自己象托爾斯泰筆下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但是他克服了。這個克服不是靠簡單的仇恨和破滅。是靠認識，推導，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誠信仰，并奉獻了全部生活的東西。同時批判并不意味著“獨斷，罵倒，抹殺”，而是重估一切價值，“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就象朱學勤說的，“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正因為沒有笨勁，懶得窮根究底，所以，“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不停滯、不倒退的前進。中國人善于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他沒有著書立說的機會，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熱戀般的熱情”寫下厚厚的筆記，用他說的“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用吳敬璉的話說，他對一切的研究其實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辦？”——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此時，文革尚未結束，他已經風燭殘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沒有人會去聽一個老人的喃喃自語，但他寫道“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于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與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保證人類的進步，也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打破權威主義和權威主義下面恩賜的民主”。
靠直覺也可以批評，但是，顧準式的批判，是把包裹著理想外衣的絕對真理，從底部撬動的力量，這是鏟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強的力量。
這就是顧準的力量，窮盡事理的邏輯的力量。
象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復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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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樓里工作過，我才知道他離我住的地方這么近，不過現在那里看門的人根本不知道顧準是誰，住過哪間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著背帶褲，一直戴著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里，沒人知道為什么，也沒人問過，我猜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在他的頭腦暫時歇息的時候，暮色四合中，他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么樣的無望和悲愴？
很多次從電腦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條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顧準——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沒有權力狂妄，也沒有權力虛無。他早就說過，歷史讓人不可能發牢騷。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說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靜，“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對人類永恒進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給吳敬璉的話是“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發生變化，發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改革開放后，當吳敬璉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先驅后，他說“顧準改變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顧去世十年后，他的兒女們有機會看到了由他的日記和通信整理成的書稿。“人生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么呢？”顧準的大女兒寫道“為什么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愿意獻身于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么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我們也是顧準的后代，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才能無愧于顧準，才能說幾十年來，時代的確是在進步的，兩岸猿聲空啼而已。
顧準反對將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將來的時代評價一個人，不會簡單地基于得失功過。
遇羅克說過“所謂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