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中華讀書報 》 易中天/文
1974年11月11日，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并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準，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條”了。對于顧準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于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準卻死不暝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
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系，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歷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顧準繼續留在家中，只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以后不應該再害親人”，顧準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顧準全家福，攝于1950年代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一人過著形影相吊生活的顧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妻兒。他甚至癡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斗，擦一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還天真地幻想著今后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
至于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下。現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準，此刻幾乎只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愿了。
他的另一個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面，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的強烈，以至于顧準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
在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后，在他朋友們的強烈呼吁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
這對顧準，無異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盡管來人反復說明，他們完全出于好意，顧準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顧準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下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
他流著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后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這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癡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復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顧準的幼子顧重之(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他們終于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一例；與“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并非所有“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們斷絕關系。劉少奇的沒有，鄧小平的沒有，陳寅恪的沒有，錢鍾書的沒有，我認識的一些人也沒有。就算聲明“劃清界線”、“斷絕關系”，也不過是明斷暗不斷，或者在運動初期揭發批判，運動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彌留之際，總要來盡點人子的義務。正如顧準悵然慨嘆的：“人都快死啦，還怕受什么影響？”像顧準子女這樣“絕情”的，還真不多見。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準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也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么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也去了么！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么，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顧準是不怎么管家顧家。早期工作忙，沒時間；后來當右派，沒資格。何況被隔離審查和送去勞改又有好幾次。但不等于子女們就從未得到過父愛，更不等于對他們父親的死活就無動于衷。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趕到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后，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事后，顧逸東把一切責任都攬了下來：“過去的事情，都是我這個做兄長的責任，請求世人不要責怪我的弟妹。”可見，他們既非無情無義之人，也非品質惡劣之人，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說，顧準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準確實又“黑”又“臟”，誰沾邊誰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顧準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回避（顧準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準成為朋友。就在顧準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準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歷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準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準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么“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爭相食。他親眼看見老百姓一個個被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于知識分子尤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乃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里做得到？
因此，該說還得說。而且，還得說真話，不說假話。這里說的“真”，不是真誠，而是真實。“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誠”地說假話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來就羞愧難言——不僅為“假話”，更為“真誠”。顯然，真實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必須真實，這也是一條底線。
至于顧準，對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說的全部真實，而且還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難。因為即便只是不說謊，有時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顧準因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內容或思路交代問題、出具證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顧準看來，無論出賣靈魂，還是出賣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恥行為；而實事求是和決不為虎作倀，則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為此，他甚至不愿意對與他有隙、曾經整過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說把患難與共的同志和朋友出賣給惡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對威脅利誘，顧準不惜以絕食相抗爭，打死不開口，使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寶三、李云等人和各個時期的熟人無一受到政治牽連，自己卻因“態度特別惡劣”而罪加一等，成為“極右派”。
顧準為捍衛人格尊嚴和保護他人吃了不少苦頭，卻也贏得了相當多的尊敬。和他共過事尤其是共患難過的人，都公認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寧折不彎的硬骨頭，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為顧準對朋友不但忠誠信任，而且體貼入微。老戰友陳易因為議論毛澤東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顧準不顧自己身處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卻不讓他來看自己。顧準對他說，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還沒有結案，別讓他們找到岔子。陳易說話嗓門大，顧準怕他禍從口出，陪他散步時總是挑僻靜處走。1974年12月2日23時，顧準的生命已細若游絲，卻惦記著守護在旁的弟子吳敬璉，要他“打開行軍床休息”。誰都沒有想到，顧準拼死掙扎講出的這句話，竟是他的“最后遺言”。
人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顧準的俠義贏得了敬重，顧準的真心換來了友情。顧準臨終前，守護在他身邊的，正是這些以心換心的朋友。雙目幾近失明的學部委員(即院士)駱耕漠，拄著拐杖，頂著寒風，四處奔走央告，八方輾轉求人，終于讓顧準住進醫院，延得名醫(其間亦多虧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和鐵道兵某兵團政委張崇文的俠肝義膽)。年過六旬的林里夫，不顧自己頭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堅持每天由他為主護理顧準，做飯、喂藥、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陳易還把自己的女兒也喊到醫院來幫忙。摯友張純音，弟子吳敬璉，更是一有時間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歲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顧準真是“痛并快樂著”。
的確，顧準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沒能見上子女一面，也沒能見到睽違十載的老母親。那時，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顧準的住處只有一街之隔，卻彼此望穿雙眼不能一見。在那個不見天日的年月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顧準，只能孤身一人在無邊的黑暗中蜷縮著身體舔食自己的鮮血、淚水和恥辱。顧準又是幸運的，他有那么多關心他愛護他的好人。在他兩次落難之后，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兩次收留了他。這實在是顧準不幸中之萬幸。經濟所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寶三，還有年輕的張純音、吳敬璉，皆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這就造成了一個奇跡：當人與人的關系變得比狼與狼的關系還不如時，顧準的周圍卻散發著人間的溫暖。沒有這溫暖，顧準活不下來，也不可能留下那么豐富的思想遺產。
事實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人活著不僅需要使自己溫飽，還需要精神養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種。”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顧準能獲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證明中國有些人縱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仍舊良心未泯，他們心中那朵正義的火焰始終在燃燒”[《〈顧準全傳〉序》］。是啊，沒有良知、良心、正義感，就不會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會有知識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顧準的幸運，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學問好，而且人品好。在這些人看來，他們在顧準危難之時伸出的援手，不過是一個正派人該做的事，是應當應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駱耕漠接受采訪時淡淡地說的：“做人嘛，應該這樣。”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