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
——李慎之
在那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年代，顧準一花獨放地創造著思想奇跡。
——邵燕祥
學者朱學勤講過一個故事：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
一位境外學者質問內地同行：
“在六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稍微像樣一點的人物？”
面對這樣一個潛含挑戰的問題，
哲學家李慎之佝僂而起，應聲作答：
“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01
少年天才
1915年7月1日，
顧準出生于上海一個小商人家庭。
父親是做棉花生意的，
但不得其法，致使家道中落。
不得已，母親只好出去做雜工補貼家用。
1927年，顧準初中畢業后，
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
便進了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
做了一名端茶倒水的練習生。
立信會計事務所創辦人潘序倫，
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年少時是一個紈绔子弟，
終日廝混賭場，拋金敗家，
沒想到而立之年竟幡然悔悟，
于是刻苦學習，拿下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回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
成為“中國現代會計學之父”。
顧準在這里端茶倒水的同時，
也悄悄自學著會計學。
有一次，會計師們遇到了一個疑難問題，
不知道怎么解決，于是發生了激烈爭吵。
顧準站起來：“這事可以這么處理……”
潘序倫一聽，連聲贊嘆：“好辦法。”
從此他就喜歡上了顧準，
將一身學問傾囊相授。
▲潘序倫與顧準
顧準太厲害了，
16歲，就編寫了《高級商業簿記習題詳解》，
這本書后來成為會計專業的必讀書目。
17歲時，他與潘序倫合寫了《政府會計》，
這本書理順與規范了政府的會計核算。
19歲時，他發現銀行會計學問題重重，
編寫了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銀行會計》，
這本書后被列為大學教材。
20歲時，他已兼任上海幾所大學的教授，
并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之一。
潘序倫稱贊他：“弟之才，十倍于我。”
由于才華絕倫，顧準薪水連漲，
二十出頭，月薪便高達300大洋。
當時黃包車夫，一月才掙兩大洋。
這份薪水，不知多少人羨慕啊，
但卻留不住顧準了——因為193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愛國的顧準便坐不住了，
他決定去抗日根據地支援經濟建設。
潘序倫萬分不舍：
“別走了，我把立信會計學校交給你。”
這學校，當時多賺錢啊，
但顧準拒絕了：“國家危難，匹夫有責。”
02
投身革命
離開上海，顧準加入了新四軍。
接下來，他是“哪里需要哪里搬”：
做過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
做過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
做過延安會計干部訓練班教員，
做過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
做過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
1949年，顧準接到一個重大任務：
擔任華東財政部副部長及上海市財政局局長，
接管上海，穩定經濟。
在接管上海的過程中，
有兩個人名字最是響亮。
“一個是揚帆，因為他是公安局長。
槍斃壞人的告示上都是他的簽名。
另一個就是顧準，因為他是財政局長，
分管財政、地政、會計等八部門，
各種經濟布告上全是他的簽名。”
那時，上海工業已陷入半癱瘓狀態，
一萬多家工廠，只有三分之一開工。
企業家人心惶惶，息工停火觀望著。
顧準燒出了三把火：
一是重建上海征稅制度，
二是重構上海產供銷體系，
三是驅趕不適應新經濟體制的外資公司。
三把火一燒，立馬穩住了上海。
顧準就這樣成為了上海的明星，
被政商兩界稱為“奇特的天才”。
顧準的確是個天才。
他能一邊和人聊天一邊雙手“打飛歸”，
就是兩只手在兩個算盤上同時計算。
他當上海市財政局長時，
可以一邊主持會議，
一邊摘記“別人的精要發言”，
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
干部們驚嘆：“顧局長有三個大腦。”
03
書生意氣
就在顧準意氣風發之際，一場大難突發而至。
1952年2月29日，
上海召開干部大會，領導宣布：
“在‘三反’運動中，上海揪出了八只大老虎，黎玉，顧準……予以撤職。”
坐著臺下的顧準當場就懵了，
他在辦公室坐了整整一夜，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錯。”
第二天天亮后，
他才推開門走了出去。
在《解放日報》上，
他看見了自己被撤職的緣由：
“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
自以為是，目無組織，
違反黨的政策方針，
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
▲陳同生、劉曉與顧準
于是，大家開始瘋傳顧準的奇葩事：
●比如1951年的時候，
中財部欲調他進京任預算司長，
市領導問他意見：“想去北京嗎？”
顧準答：“不想去，我想留在上海。”
“為什么不想去北京呢？”
“入了閣，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
這樣的大實話，大領導都是理解的，
但很多人聽了覺得：“顧準太狂了。”
●比如中財部想在上海推行民主評議式征稅，
顧準一聽，腦殼就炸了：
“搞民主評議，只能有兩種結果，
一是征稅實額低于稅法規定的稅率，
這會使一些企業占盡便宜，
二是征稅實額高于稅法規定的水平，
這就會變成攤派，可能引發騷亂。”
這些言行，雖然看起來很是囂張，
但其實都出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心，
大領導也是很理解他的，
所以盡管顧準得罪了一些人，
但這些人也不好把顧準怎么樣。
1951年“三反”運動開始后，
上海接到了指標——要打上千只老虎。
“上千，哪里去湊這么多人啊？”
一些人不約而同想到了顧準，
“自以為是，目無組織。”
“違反黨的政策方針。”
把這些罪名安到顧準頭上，
那可真是“恰如其分”。
04
打成右派
對于這次處分，顧準是不服的。
他多次要求上級組織復查，
但皆被駁回：此事已有定論。
1955年，他進中央黨校學習時，
向學校提出要求：“請予復查。”
校領導回答：“學校不辦理此類事情。”
從此，顧準便對“經世致用”死了心，
不想當官了，想好好地做學問。
1955年，顧準去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
中科院領導深知顧準之能力，寄予厚望：
“希望你能擔任經濟研究所所長。”
但顧準一口就回絕了：
“我這個人，傲上剛愎，
不是做官的材料，
還是做些經濟研究工作比較好。”
顧準將業余時間都用在了學數學上，
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
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里，
為那些數理中的邏輯欣喜若狂，
“沒想到在階級斗爭之外竟然別有天地。”
在研究數學中，他突然幡然大悟：
“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全面研讀中國史、西方史以及經濟學和經濟史。
這樣的融匯貫通，讓他頭腦大開。
學者朱學勤說：
“后來那一代知識分子，
之所以未能取得顧準這樣的成就，
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際，
顧準發表了一篇文章——《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此文一出，立馬引起軒然大波。
當時統一的經濟觀點是——加快推進計劃經濟體制。
而顧準的《試論》一文卻主張：
“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不是跟中央唱反調嗎？
所以，想都不用想，
此文便被定性為經濟學界的“大毒草”。
顧準的思想實在太超前了，
這個“離經叛道”的觀點，
直到2014年才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由此，顧準被譽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這一年7月，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蘇聯專家前來黑龍江考察，擬修建大壩。
中科院便派竺可楨、顧準等人陪同考察。
考察中，蘇聯專家非常傲慢：
“大壩應該建在黑龍江上游。”
這個建法，對蘇聯有利，對中國不利。
竺可楨便說：“建在中下游比較公平。”
蘇聯專家盛氣凌人：“必須建在上游。”
顧準一聽，立馬就火了：
“憑什么所有好處就是你們的，造成的損失就歸我們……”
于是，這次考察最后弄得不歡而散。
一回北京，有人就寫材料狀告顧準：
“頂撞蘇聯老大哥，太目中無人了。”
前面寫論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次頂撞老大哥再加上一條“反蘇”。
康生看了檢舉材料后，拍桌子罵道：
“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05
只信真理
1958年4月，顧準被打成右派，
開除黨籍，下放河北贊皇勞改。
勞動改造極其艱苦，
顧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
“左腳腫，今上午下糞塘子。”
“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
“擔水擔糞已很久了，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
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趕緊轉變態度，
不是低頭認罪，就是沉默不吭氣，
以求寬大處理，少挨整少干苦活。
但顧準不僅不轉變態度，
還經常大放厥詞：
“什么大煉鋼鐵？一場蠻干罷了！”
“什么趕英超美，睜眼說瞎話。”
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被稱為新中國的“三面紅旗”。
顧準一聽就生氣：“純粹就是瞎整。”
于是，很多人跑去告狀。
調查隊來問：“你反對三面紅旗嗎？”
工友替他打圓場：“他怎么會反對呢？”
顧準站起身來，大聲道：
“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
作為知識分子，
顧準的最大弱點正在于此：
“發現了社會的錯誤，
看見了社會的不公，
讓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昧著良心說假話，那不可能，
這樣不配稱知識分子，
更沒臉在世上做人。”
在河南，顧準親歷了大饑荒，
目睹多人餓死于家中路邊，
饑荒的慘烈及人性的扭曲，
讓這個知識分子震驚而羞愧，
顧準在日記里寫道：“心臟一陣陣絞痛。”
他想起了魯迅的那句話：
娜拉出走后怎么辦？
這是1923年魯迅提出的一個命題，
意思就是革命成功以后怎么辦：
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顧準流著淚，握著拳頭，
深深的責任感涌上心頭：
“想為這塊土地上的人尋找一條出路。”
06
再成右派
1962年，大饑荒終于結束了。
顧準也摘除了“右派”的帽子，
重新回到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
不久，顧準去上海、東北兩地調查后，
寫了《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
提出不應把企業會計僅僅限制為“資金會計”。
上級領導一聽就怒了：
“誰要是反對現行會計制度，
誰就得戴上右派的帽子。”
顧準硬氣得很：“戴就戴。”
1960年，經濟所來了一位特殊人物——因支持彭德懷而被認定為“反黨集團副帥”的張聞天。
張被免職后，到經濟所做了特約研究員。
經濟所所長孫冶方、張聞天以及顧準，
都是實干派，所以常聚一起討論問題。
1964年，張聞天寫了一篇調查報告，
上呈中央，提出開放集市貿易等建議。
沒想到卻被批為“資本主義復辟”。
顧準也因此而遭受牽連，
“被認為是張孫反黨聯盟的黑智囊。”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
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和清華、北大同學，
自發組織的研究馬列主義的學生社團，
恰巧此時也被定性為“大學生反黨集團”，
于是顧準想當然地又被認定為“幕后操縱者”。
康生大怒，秘密下令：逮捕顧準。
這次的罪名更加嚴重——極右。
顧準就這樣成了全國唯一一個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顧準被捕后，
其妻汪璧頓時慌了神。
為了銷毀顧準的罪狀，
她把顧準熬更守夜撰寫的“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
撕碎揉爛后扔進了抽水馬桶。
顧準探尋的“娜拉出走后怎么辦”，
就這樣不見天日就打了水漂。
后來，顧準的朋友說：
“顧準知道后，很沮喪，一周沒說話。”
汪璧這次慌忙的銷毀罪證，
不僅毀了文稿，還惹火燒身。
由于文稿太多，堵了下水道。
在鄰居與調查隊的追查下，
汪璧只好老實交代，
于是落下了“銷毀顧準罪證”的罪名。
07
鐵血硬漢
▲ 1942年的顧準
顧準被捕后，被要求按指定“咬人”，
但顧準絕食抗爭，打死不開口。
對方怒了，狠狠扇過來一記耳光。
“你要打，行，我讓你打。”
顧準干脆把臉送了上去，
對方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后，
看著顧準一臉的不屑，竟然慫了。
易中天在《走進顧準》中有一段記敘：
不就是毒打嗎？
那好，干脆把臉送過去，
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
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
其實，后面的尾巴快翹到天上去啦！
當其他牛鬼蛇神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
顧準卻在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
而且，他還要親手貼到布告牌上，
貼上后還不走，
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
一直守候著自己的“作品”，
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攏的眾人。
斗爭者罵顧準“反革命”，顧準不理。
罵顧準“罪該萬死”，顧準不理。
但在一次批判會上，
一個地頭指責顧準“偷奸耍滑”，
顧準一聽，就不干了，冷笑道：
“我從來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耍滑’。”
左派們揪住他：“你還不服？”
顧準一挺胸：“就是不服。”
于是，雨點般的拳頭奔襲過來。
顧準迎著拳頭怒喊道：“我就是不服。”
他的骨頭，硬如鐵。
08
妻離子散
▲ 顧準《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手稿
只有面對家人時，顧準的心會軟下來。
每次挨完批斗，他擦一把臉，
埋頭就抓緊時間搞翻譯，
“想掙些稿費來補貼家里。”
1966年1月18日，快春節了，
在周口店勞改的顧準獲準回家過年。
回到家，他眼淚就下來了。
妻子汪璧滿口的牙都已脫落，
嘴癟著，憔悴得讓人可怕。
汪壁流著淚提出：“我們離婚吧！”
顧準愣了一下，然后痛快地答應了。
他知道：“她都是為了孩子好。”
1967年，顧準實在是太想念孩子了，
于是就偷偷跑回了家。
汪璧見到他，厲聲道：
“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
顧準喉頭上下滾動，卻說不出一語。
停留半響，紅著眼走了。
冬天太冷，顧準寫信說：“我回來取衣服。”
一到家，發現衣服放在門外。
家門緊閉，任他大喊都不開。
顧準蹲下身，把存折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
一個月后，家里終于來了一封信。
撕開信，顧準的手就開始發抖。
信里裝著一紙聲明：與顧準斷絕父子關系！
約定“生不相見，死不相別”。
聲明最后，是四個孩子的簽名。
那一月，顧準常常半夜驚醒。
▲ 顧準全家福
與顧準離婚，汪璧也是迫不得已。
“文革”爆發后，
她因受顧準牽連而連遭批斗。
“你是個十足的走資派。”
“你是狗右派的臭婆娘。”
不但挨批斗，還被開除了黨籍。
1968年4月8日那天，
她終于熬不住了。
喝下了很多用來消毒的來蘇水，
決絕自殺，死狀極慘。
汪璧自殺后，顧準一無所知。
直到1969年，他才聞悉真相。
那天顧準就去食堂打飯吃，
“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
從此，顧準日記里，
便留下了多次夢里“痛哭而醒”的記錄。
同樣被打成右派的同事駱耕漠回憶道：
“不久，顧準買了一盞雙頭臺燈。
江明問他，為什么買兩個頭的燈？
他只是沉默，不回答。
后來我們才知道，
他是為了紀念死去的汪璧，
點亮燈，他就覺得妻子坐在他對面。”
顧準弟子吳敬璉回憶說：
“在他生命最后一天，
他跟我說過一句話：
我這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顧準在日記里懷戀汪璧時寫道：
“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09
點燃火把
▲ 顧準的讀書卡片
自從妻子死后，
顧準就把精力全放在了做學問上。
他想求解——娜拉出走后怎么辦？
弟子吳敬璉回憶道：
“每天清晨，他背著一只軍用書包，
內揣兩個冷饅頭，就去圖書館讀書，
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
他常常劇烈地咳嗽，
痰中帶血，卻也并不在意。”
他讀希臘城邦、讀資本論、讀黑格爾……
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知識的營養，
為的就是從最源頭找到“娜拉的答案”。
顧準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
工作隊一干部訓斥他：
“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
過幾天，顧準拿一本“正經書”問干部：
“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么意思啊？”
這位干部答不上來。
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你不讀《圣經》，就讀不懂列寧。”
從此，沒人敢去干涉顧準看書，
看見他讀書，就繞著走。
▲ 顧準藏書手跡
浩大的閱讀和孤獨的思考，
讓顧準變成了優秀的思想家。
在暗夜里，他吐著血，
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系列文章，
提出了許多著名論斷，比如：
“所謂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
這些論斷，
在80年代顧準平反之后一經出版，
便石破天驚，驚醒了很多人。
著名學者王元化說：
“許多問題一經顧準提出，
你就再也無法擺脫。
促使你去思考，
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顧準的思想，就這樣啟發了很多人。
李慎之感嘆說：
“顧準拆下肋骨做火把，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
10
顧準之死
▲顧準讀書批注
1974年11月11日，
顧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腫瘤大如雞蛋，已經擴散。
顧準知道：“我已經時日不多了。”
他一邊奮力趕著文稿，
一邊盼望著完成一個心愿：
“很想見兒女一面。”
一次次聯絡一次次托人傳話，
但是子女們沒有一個人來。
黑夜里，顧準暗自流淚。
朋友說：“你就認罪吧。”
顧準嘆氣，搖搖頭。
朋友說：“你認罪，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
聽完這句話，顧準含著淚，
用顫抖的手簽下了認罪書。
他哭著對駱耕漠、吳敬璉說：
“真是奇恥大辱。”
但簽完，他又感嘆道：
“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
但子女們還是一個都沒來。
1974年12月3日凌晨，
顧準在大風雪中離開了人世。
“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
這是他留給孩子的最后一句話。
11
堅守真理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顧準雖取得了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
但這是否意味著他的思想高度就不可超越？
當然不是。
新一代好些思想家、經濟學人，
對中國未來理想圖景的認識，
其實早已超過顧準當年的水準。
既然如此，
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懷念顧準呢？
因為比顧準思想更有價值的是——他的精神和靈魂。
懷念顧準，是要學習他堅守真理之精神。
1975年，孫冶方出獄，
回到經研所后，上面讓他寫反省材料。
孫冶方一昂頭，斬釘截鐵說：
“我跟顧準是一樣的人，
個人恩怨從不計較，
但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
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不久，好友汪道涵來看孫冶方，
喝酒閑聊中，兩人說到了顧準。
汪道涵感嘆說：
“老顧這個人，太恃才傲物，
像陳毅老總那么好脾氣的人都跟他吵架。”
孫冶方一聽，心里就不爽了：
“這不叫恃才傲物，這叫堅守真理。”
對于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什么最重要？
陳寅恪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顧準的難能可貴之處，
就在于他在那個隨時可能掉腦袋的年代，
依然敢于說不，
依然敢于用自己的大腦獨立思考。
他不認權威，只認真理。
12
堅守道德
懷念顧準，是要學習他堅守道德之精神。
1964年，在批判“張孫反黨集團”大會上，
其他人或忙著劃清界限，
或忙著落井下石，
顧準卻站起身果決地說：
“我堅持自己的看法。”
1966年，“文革”爆發，
工作隊要他寫材料證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交往，
顧準不寫：“我不知道這件事。”
工作隊員狠狠扇了他十幾個耳光，
顧準依然說：“我不知道這件事。”
老戰友陳易被打成“反革命”后，
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但顧準不，就要去看他，
不僅去看他，還陪陳易散步。
顧準的入黨介紹人是林里夫，
林里夫落難比顧準還早。
他被康生誣陷，打得神經紊亂，
也是人人避之，唯恐惹火燒身。
但顧準不，他就要去請他喝酒。
這個林里夫，與顧準并非觀點契合之人，
不但不契合，而且看待問題時常相左，
以前，他曾多次激憤地斥責顧準。
但他落難后，顧準卻絲毫不計前嫌。
1970年，女兒來看林里夫，
回家無錢，顧準送來20元錢。
1972年，林家母女生活艱難，
顧準又給林家送來40元錢。
要知道，顧準早已停發工資多年，
這些錢，是他從生活費里一點點摳出來的。
顧準做人，始終堅守著道德底線。
知識固然重要，但人品更重要。
生命固然重要，但人格更重要。
所以他從不落井下石，從不出賣別人。
當很多知識分子明里暗里互相揭發時，
顧準卻自豪地說：“我手上沒有血。”
“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
這是顧準一生引以為傲的資本和財寶。
13
堅守愛國
懷念顧準，是要學習他堅守愛國之精神。
抗戰爆發后，他舍棄富貴投身革命，
就是準備將整個生命獻給國家。
顧準不像現在很多公知，為批判而批判。
他一生做學問，都是為了給中國找出路。
他所有的“不合時宜”，
都是為了中國之復興。
1974年，顧準得悉自己是肺癌晚期后，
趕緊把弟子吳敬璉叫到了醫院，
他跟吳敬璉作了一次深深的長談。
長談最后，他鄭重地叮囑道：
“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的，
但是什么時候到來不知道。
所以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
一定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
為了抓住這個機會，
中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思維。
總有一天情況會發生變化，
那時，你要能拿得出東西報效國家。”
2001年，央視評選中國經濟年度十大人物，
吳敬璉赫然榮登榜首，
被很多人稱為“中國市場經濟理論之父”。
顧準死的那天，
是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太平間。
那天回家路上，吳敬璉號啕大哭。
但大哭之后，吳敬璉就勇敢上路了：
“回家路上，我覺得特別特別冷，
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
但想起顧準，心里便有了溫暖。
他走了，但給我們留下了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