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但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國力孱弱，一個人的富足遠遠不夠，當務之急，是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一個更強大的國家。”
“所謂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準
“顧準拆下肋骨做火把，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顧準是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
——李慎之
“在那‘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年代，顧準一花獨放地創造著思想奇跡。”
——邵燕祥
“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駱玉明
“許多問題一經顧準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促使你去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王元化
“1959年以后，我也在思考。但是顧準的思考深得多廣得多，許多根本問題，于我來說，他是先知先覺。”
——李銳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
——吳敬璉
在顧準看來，除了對真理的真要固執，對做人的真，也要固執。為了捍衛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強權，吃了不少苦頭，甚至以死抗爭。
彌留之際，顧準告訴吳敬璉：
“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變化，發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1974年12月3日，顧準離開人世，年僅59歲。
多年后，吳敬璉成為了當代中國杰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至今，吳敬璉還記得那天的情景：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顧準一生以生命入股做學問，妻子慘死兒女不得見，都是為了給中國找出路！
顧準走了，但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01
顧準才智之高，一百年也未必能再出一個。
他父親陳文緯原居蘇州，后隨兄長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蘇州一對顧姓姐妹。1915年7月，顧準出生，身為二房長子，他隨外祖家姓顧。
兄長死后，父親不善經營，顧準在黃炎培辦的學校勉強讀了兩年，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錢來。校長見他聰慧，覺得十分可惜，就推薦他到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
“中國現代會計之父”潘序倫，也算是一號傳奇人物。他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期一身紈绔習氣，30歲前整日廝混于賭場，幡然醒悟后，發奮讀書，竟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回國后，創辦會計事務所，影響力極大。
到了事務所，顧準先是端茶倒水，再是做些商標登記、公司注冊的雜事，由此漸漸熟悉了會計事務。有一次事務所開會，顧準忍不住插嘴。主辦會計非但不惱，還對潘序倫說：“顧準這個小學徒，很有造詣。”
潘序倫心想，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不過打打雜，能有什么見解。他不大相信，便叫來顧準：“你把你的看法講一遍。”顧準講完，潘序倫心頭一驚，天下竟有這般早慧的奇才？
不久后，會計夜校的講臺上，有了一個年僅16歲、初中也沒畢業的新講師。學生一看，怎么是個孩子？隨即起哄將顧準轟出了教室。
潘序倫對早慧的顧準十分器重，對他說：“你不用怕，明天我陪你去。”第二天，親自陪顧準上臺。學生們老老實實聽完課，都服了。
顧準（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
潘序倫果然沒看走眼，顧準的才氣是驚人的。沒多久，他就編寫出《高級商業簿記習題詳解》，17歲時，與潘序倫合著《政府會計》。19歲時，他跑遍上海所有銀行，看賬本、借單，寫出專著《銀行會計》，后成為中國第一本銀行會計學大學通用教材。
這個初中未畢業的19歲少年，當時是上海灘高級白領，在圣約翰大學、之江大學等幾所高校兼任會計講師和教授。版稅、授課費、工資加起來，足足有300大洋。
放到今天，一個人在短時間里掙到這么高的薪酬，接下來，恐怕會不斷地被欲望驅使，賺更多錢，講更大的排場。然而，20歲的顧準，卻選擇放棄一切，去過“革命生活”。
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后，這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意識到：“國力孱弱，一個人的富足遠遠不夠，當務之急，是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一個更強大的國家。”
對他的革命熱情，潘序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其在地下組織和事務所之間游走。很快，事態就脫離了掌控。1940年，汪偽政權成立，愛徒提交辭呈，一心要去革命根據地。
潘序倫聽了，如遭五雷轟頂，心中萬分痛苦。在他的計劃里，顧準是事務所的接班人。現在他才明白，一間會計事務所，早已裝不下顧準胸中的激蕩。
<潘序倫和顧準>
02
在顧準身上，與才氣相伴的，是傲氣。
顧準聰明，聰明到令人嫉妒乃至嫉恨。當會計時，他能一邊跟人聊天，一邊兩只手在兩只算盤上同時計算。當局長，能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一邊摘記發言。
見過他的人都驚嘆：“顧準有三個大腦！”無論是講課、做會計還是革命工作，他的能力都遠超常人。
與此同時，他也就有些不服管，乃至恃才傲物。在會計事務所時，他常常跟潘序倫拍桌子，潘愛惜他的才華，從來不予厲色。地下黨時期，胡喬木曾是顧準的上級，看人眼光頗為老辣。
1936年，徐雪寒被派與顧準直接聯系，胡喬木便提醒：“你同顧準語言時要小心，這個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負。他會權衡你的斤兩。要是你沒有程度，他會看不起你的。”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急需懂經濟、懂城市管理的高級專業人才任職。不久后，滬上出了三個名聲最響的干部：第一是市長陳毅，第二是公安局長楊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長”之稱的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顧準。
當時的上海，1萬2千家工廠，事務極其龐雜，顧準需要迅速穩定各類財稅制度。他干勁沖天，精力過人，每天四處調研，聽人家做一場報告，一邊聽，能一邊寫出68張報告。
調研結束，還要發布各種公文，不停地解釋財稅政策，因此成了上海發布公告最多的局長。隨著一張張公告發布，很快，顧準就穩定了上海的局勢。
當時，上海的公交公司、自來水公司、輪渡公司、煤氣公司，四大公司全部虧本。為了提高管理，顧準提出“經濟核算”。然而到了年底，中央要求“民主評議”，那是解放區的老辦法，讓行業來評定稅收數目。
顧準的辦法，則是讓專業稽查人員進行查賬計征，他便從會計事務所找來會計師，做特約查賬員。在顧準看來，所謂“民主評議”，本質就是攤派，而在上級看來，資產階級的賬目不可信。由此產生了沖突。
隨后，中央一再申斥顧準，要他恢復“民評”。不服用的他卻一再堅持自己的方法，還在辯論中以極為激烈的方式回擊。
我的確抵制了。
我認為我抵制得對，絕對沒有什么錯誤。
——顧準自述（文革時期）
顧準是驕傲的，是不懂“變通”的，是不肯輕易投降的。幸好，在陳毅的支持下，他的政策得以繼續執行。1952年3月稅收統計，上海入庫稅收比1950年增長了10倍，是中央的三分之一。時至今日，中國稅務還在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可是樹大招風，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從少年天才到傳奇局長，他太傲氣。
目中無人、狂妄自大，太不服管教…
不久后，顧準的人生，迎來了巨變。
03
沒有任何征兆，1952年2月29日晚，顧準被列為“三反”斗爭中的“大老虎”，當即撤職。
隨后，《解放日報》在頭版公布了顧準撤職的緣由：“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這對顧準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他閉門在家寫檢查，那些天，他心緒煩亂，意志消沉，夜里常常失眠，聽著外面馬路上車聲歸于沉寂又逐漸起來，慢慢地天又亮了。具體的撤職原因，沒人告訴他，檢查都不知從何寫起，他本想寫“民評”的事，卻有人上門對他說：“你不要寫這個。”
他的內心，得到的只有悲挫與激憤。
這之前，他的確做過不少組織上看來“過分”的事。1951年，中財部有意調他進京任預算司長，陳毅曾問他意見，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們就此打趣他何時“入閣”，他回答說：“入了閣，就成為盆景，長不成喬木。”這話傳出去，別人都覺得他太狂妄了。
更早的時候，在中共東路特委當宣傳部長，最高負責人譚震林在《東進報》上發文，論國際形勢。顧準拿起來一看，文章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因資源枯竭造成的經濟恐慌，跟和平時期因生產過剩造成的經濟恐慌混為一談。沒經過譚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刪改了。
事后，才上任兩個月的他被撤職，東路特委還針對他開了斗爭會。作為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干部，顧準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與人打交道，情商低，認死理，又耿又倔，爭辯時也容易言語尖刻。加上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三反”時期，上海指標有上千人，不打你打誰？
不聽話，不服管教，有獨立見解？那怎么行？
顧準到底還是不服，他要求復查，結果被駁回，答復只有短短六個字：此事已經解決。
04
被撤職后，顧準開始讀書了。
他覺得在階級斗爭和政治動向之外，該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里，便找來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3年業余時間都花在自學上。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人又極其聰明，很快就從數理邏輯中得到喜悅，以至于沉醉其中，患上急性肺炎。
顧準又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當時正是中央黨校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少，但足夠引發顧準的思考。從此，他養成了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
這讓他比同時代人，走得更深更遠。
而在內心深處，顧準還是覺得委屈和痛苦。在日記中，他一度反思過自己的不足，為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甚至覺得自己不該再做什么堅持。
這5年，簡直是在檢討中過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認識簡單幼稚之外，主要是亂說亂動，一觸即跳。
慚愧之外，也很覺得缺乏信心。看來此后還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么英雄了。
——顧準日記
那時，中國計劃經濟已經全面推行4年。顧準看出其中弊端，覺得這套經濟理論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在一次黨校會議上，顧準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拿出來說了兩句，在場領導馬上抬手道：“這個題目，就不必討論了吧。”
顧準沒有再說，他很清楚，再研究下去，又要出問題。他常在日記中勸自己，想開一些，人嘛，難得糊涂，稀里糊涂過，圖個安穩不好嗎？
過過家庭生活，滿足于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庵黃山拉倒了吧。
——顧準日記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選擇嗎？
在《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中，駱玉明曾說：“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年代的集體名譽。”
此言何意？在時代的洪流朝所有人席卷而來時，大部分都只能充當沙子，被波浪卷走，圖個安穩的日子去過活。顧準，當然也曾這樣想過，畢竟英雄不是一天站立起來的。但最終，他還是選擇越過那條紅線，選擇不被帶走。
1957年，顧準發表文章，題為《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舉國上下加快推進計劃經濟體制。顧準卻在文中提出：“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此文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你顧準這是明目張膽和中央政策作對？
同年7月，為修建大壩，蘇聯專家前來黑龍江考察。中科院令顧準等人陪同，期間，顧準多次與蘇聯專家發生爭執。一位同行的黑龍江干部十分不滿，一個報告打到北京。
上面的人一看：顧準你這是“反蘇”！
墻倒眾人推，各種檢舉材料交了上去…
但事實證明，顧準的思考是對的。當初被視為“毒草”的《試論》中的觀點，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今天早已成為常識。在離世20年后，顧準也被譽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但那時給顧準的，是一頂“右派”的帽子。
05
1958年4月，顧準被開除黨籍。在家“閉門思過”時，妻子汪璧對他不離不棄，起居生活精心照料。孩子們不知大人的憂愁，顧準卻對妻子說：
“希望他們長大以后還能像魯迅說的那樣，敢想、敢說、敢怒、敢罵。”
他在日記中寫道：應該允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和模范，但必須讓他們擁有做普通人應得的各種權利。
他胸中理想的火焰，從未熄滅。
火不滅，他的脾氣也不變。1958年，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干部響應毛澤東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站在一旁冷嘲熱諷：“什么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干！”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總忍不住拆穿真相。在他看來，這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做的事。
1959年深秋，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商城勞動。在那里，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為了飽腹，他開始偷東西吃。饑餓帶來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摧殘，更大的是精神上的沖擊。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為食物欲念所苦，前幾天，曾出現過一些衰弱與卑微之感，卑微是從千方百計僅求一飯來的，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東西吃，我偷東西吃…
——顧準《商城日記》
顧準的身體和精神，當時飽受摧殘。但他并不將這份痛苦視為個人的痛苦，他覺得整個國家都在支付著沉重的代價。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須去做的，是點亮一盞燈，照亮前方的道路。
06
1960年，顧準回京。一年后，“右派”帽子被摘掉。重回科學經濟院后，他如饑似渴地讀書，每天超過10個小時伏案工作，閱讀各種哲學、歷史、國際經濟方面的期刊和資料，還有當代西方學術最前沿的著作。
他想盡快找出答案。
然而，就在不久后，他又惹上了麻煩。因察覺出當時采用的蘇聯會計制度弊端重重，多地調查后，他寫成《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當時，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副司長楊紀琬一見到他就警告說：“誰要是在根本上反對現行的會計制度，誰就得準備戴上右派的帽子。”
顧準聽了，說：“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2年年底，經濟問題專家召開討論會。那場會議，因歷史問題，顧準本“沒資格”參加，偏偏那天他被請去了。會上，顧準和楊發生了激烈爭論。他明知道要付出代價，還是堅持說真話。
1964年，經濟所所長孫冶方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并和特約研究員張聞天一道被康生羅織成“張孫反黨聯盟”。因平日里與孫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學問的顧準，顧準被認為是孫反動思想的“啟蒙者”和“黑智囊”。
此時，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因和清華、北大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列主義的學生社團，被定性為“大學生反黨集團”。
顧準又被認定為集團的幕后人物。
就這樣，一天夜里，顧準被人從家中帶走。這次的罪名更加嚴重，極右。他因此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兩次被“劃右”的人。
9月，他的幼子在學校里，被摘掉了紅領巾。
07
再次劃右，對顧準的打擊是巨大的。
因為這一次，傷害波及到了他的家人。
丈夫被帶走后，家中留存著一大摞“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妻子汪璧誤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黑材料”，將其漚爛后扔進抽水馬桶。解放前夕，為應付國民黨追查，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將紅色宣傳品及時銷毀。汪璧如法炮制，毀掉的卻是顧準多年的心血與理論成果。
這時，汪璧精神上已瀕臨崩潰。早年丈夫被劃為右派，她心頭還存留希望，此時此刻，卻完全不知道明天會是何種境況。
1966年春節，顧準從下放勞改的農村返家過節時，妻子汪璧對他說：“我們離婚吧。”
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此后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累，痛快地同意了。
——顧準日記
多年來，四面八方受敵，妻子是顧準唯一可以傾訴的人。他被撤職時，汪璧每周都給他準備一本小說，親自讀給他聽。他苦悶時，她就勸他讀書。被送到商城勞改時，顧準郁郁寡歡，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話雖平淡，卻能令他大半夜哭出聲來。生活上最困難時，妻子還讓他用自己的錢拿去買書，用自己的工資來養活一家人…
離婚時，汪璧說：“一旦摘了帽子，還可以復婚，現在是為了保護兒女的安全。”
顧準癡癡地望著破鏡重圓之日。他每周給妻子寫信，汪璧每信必看，但從來不回。
但顧準實在是太想家人了。1967年，他偷偷跑回家，一進屋，看見妻子滿口牙脫落，嘴癟著，一臉病容，極度憔悴。汪璧一見他，厲聲大叫：“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
冬天，顧準寫信說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發現衣物都放在門外。家門緊閉，敲門無人應聲。他只好把糧票從門下塞進去。
一個月后，家里終于來了一封信，里面裝著一紙聲明：與顧準斷絕父子關系！
約定“生不相見，死不相別”。聲明最后，是四個孩子的簽名。
從此以后，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顧準日記
1969年，顧準預感到妻子出事，向組織保證，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只求求你們告訴我。”
然后他才知道，妻子已經死了。
“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原來，當初幫顧準處理文稿時，資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她最終被檢舉，落下罪名。重壓下，汪璧喝下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死狀極慘。她的遺書里，只有一句話：幫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聽到死訊后，顧準在《息縣日記》中寫道：
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準手頭拮據，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臺燈。江明問他，為什么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后來，顧準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淚流滿面地看完后，他淡淡地講了四個字：“哀而不怨。”
他對妻子的哀思，從來未曾斷絕。后來下放干校，他向張純音借布票，并在日記中寫道：
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里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
他想悼念亡妻。可在那個政治環境下，穿不得孝服，戴不得黑紗，于是他想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還對弟子吳敬璉說：“我這一輩子，只愛過她一個人。”
08
妻子的死，并沒有令顧準沉淪。
他開始了自己憂憤滿懷的十年計劃，把一切精力都傾注在了尋求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上。雖然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身體也被病痛折磨，但始終沒有阻止顧準思想上的探索。
一如朱學勤所言：“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每天早上，他揣著兩個冷饅頭到北京圖書館讀書，看遍歷史、宗教、經濟、政治各類的參考書籍，追索人類文明的腳印，為的就是找出一條后人可以走的道路。
學者劉瑜分析恐懼如何對人性進行摧殘時說：“保全生命的本能、尋求個人發展的愿望、尋找社會歸屬的渴望，使絕大多數人不得不選擇服從。最好的情況是沉默；最壞的情況，這種服從可以表現為對同類的積極迫害。”
“文革”后期，政治氣氛已經松弛下來，可許多知識分子忙著做家具、打沙發，以過小日子為人生寄托。經歷那樣一個時代后，很多人活下來，已屬不易，而顧準，還能在漫漫長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他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平反之后，這些文章逐漸重見天日，其中閃耀的思想之光，令所有學者都深深折服。大家對這個全靠自學而又通古博今的思考者，都投去了景仰的目光。
這目光不僅是學術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在一個風雨如晦、萬馬齊喑的時代，旁人忙于保全自我，顧準卻還想著一個民族的未來。
所以，九十年代，余世存到舒蕪先生家聊天，舒蕪感嘆說：
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難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個叫顧準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夠反思革命、理想主義，是一個圣徒。
后來，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一位外國學者問：“在六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稍微像樣一點的人物？”這個問題顯然存有挑釁意味，只見一位老學者起身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學者李慎之也感佩道：
初中國文教科書上選得有泰戈爾的一首詩，我至今還記得其中有一節說：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
這話曾使我幼稚的心靈震顫難已。六十年過去了，我看到了這樣的人，他就是顧準。
09
那時，顧準受到的折磨比常人更多。但顧準傲就傲在他不但有傲氣，還有一身傲骨。
“文革”初期，紅衛兵勒令他交代罪行。其他人小心翼翼把寫好的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在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
貼完后，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么寫。他說：“因為最近什么都沒干，只讀了些史書。”事后他對母親講：“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么樣，中國向何處去…”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
——吳敬璉
樓肇明與顧準下過棋，曾指出過顧準的個性：“每到復盤的時候，他往往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對我的漏著、昏著特別敏銳，我雖然贏了棋，卻終是給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訓誨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輸棋，卻像一位十足的贏家。”
顧有一本《圣經》，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準拿著一本書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么意思啊？”
參謀答不上來。
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你沒有讀過《圣經》，那就根本讀不懂列寧。”
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準，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
似乎被監管的對象不是顧，而是監管者自己。不認輸，不服輸，甚至倒輸為贏，顛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處境。這就是顧準。
——樓肇明
顧準的這些傲，總讓他像個贏家。
此外，那時為了自我保全，很多人不得不出賣別人。但顧準后來遇到一位老友時，言語鏗鏘地說：“我手上沒有沾過別人的血！”
浩劫剛剛開始時，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對方聽罷，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干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終于打不下去了。
在顧準看來，除了對真理的真要固執，對做人的真，也要固執。為了捍衛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強權，吃了不少苦頭，甚至以死抗爭。
這一身傲骨，敲起來是錚錚的響。
10
一身傲骨的顧準，在臨死之前，還是簽了“認罪書”，“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這么做，是想離開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顧準因肺癌晚期病危。臨終前，他迫切盼望能見到兒女們。
11月15日，顧準立下遺囑。
為完成顧準的心愿，弟弟陳敏之多方苦勸、做工作，卻無一人來病榻前看他。
11月16日，經濟所領導派人找顧準談話，對方拿出一張認錯書：“只要你在上面簽個字，就可以馬上完成‘摘帽’手續。”
顧準說什么都不肯簽字：“我本來就沒有錯。”
對方勸：“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了。”
聽到這句話后，顧準伸出顫抖的手，在認錯書上簽了字，當場流下眼淚。
他對駱耕漠、吳敬璉說：“這是奇恥大辱。”
早在11月9日時，弟弟陳敏之曾寫下長信給顧準兒女，顧準在信中加了一句話說：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11月15日的遺囑中，最后一句是：
祝福我的孩子們。
可最終，子女一個都沒有來。
彌留之際，顧準告訴吳敬璉：“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變化，發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12月3日，顧準離開人世，年僅59歲。
多年后，吳敬璉成為了當代中國杰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至今，他還記得那天的情景：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
我在回家的路上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
他走了，但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他拆掉肋骨，點燃了火把>
在顧去世十年后，兒女們才看到他的日記和通信。大女兒痛苦地寫道：“人生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么呢？為什么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愿意獻身于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
陳敏之流著淚說：“這是兩代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