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參加了一個關于文革的學術研討會，加州州立大學退休教授宋永毅寫了一本《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美國和加拿大幾位華人學者來討論讀后感。這本新書由臺灣的聯經出版社出版，分為九章，前六章，是對毛澤東、林彪、江青、周恩來、康生、張春橋的非理性、無意識的精神活動進行了系統探索，這些精神活動，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變了文革的歷史，使文革展現出變幻莫測的特點；另一重點，是追溯和比較了文革中重要人物的政治行為，與中國數千年來皇權體制文化基因“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宋永毅特別指出，這些可以挖掘到的文化基因，常常并非是中國皇權專制的正統，而是它的變異，是在革命的意識形態下最壞的變異。例如本書梳理了林彪“接班人”悲劇中皇太子政治的怪圈，領袖和接班人之間的沖突，最終造成了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無序的危機。這本書的后三章，分析了文革中三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夫人參政，集體大屠殺，異端思潮、挑戰者。
宋教授新著中的有些章節，過去幾年作為單篇論文發表時，我有幸先睹為快，因為我當過《新史記》雙月刊主編，有幾篇還編輯過；還曾經協助宋教授，在國史出版社編輯出版過多種關于文革的電子書，讀到了他為其中某些書寫了序言或者導讀。他進一步把這些文章統合成一本大書，是文革研究的新成果，可喜可賀！目前的中國大陸，當代史和黨史、更不要說文革史的研究空間，幾乎壓縮到零，香港的圖書出版市場也基本上被摧毀，幸虧還有臺灣，還有聯經這樣的出版社，還在堅持，令人敬佩！
這里我就以讀這本書來作為本期的話題。宋永毅教授這本書，內容相當豐富，討論會上多位學者程映虹、郭建、胡平、吳國光等，都對宋教授搜集如此之廣、之多的史料信息，表示敬佩。這與宋教授二十多年來牽頭建立中國政治運動史電子資料庫有很大的關系。
我從書中，挑一個很重要，但讀者可能相對了解較少的話題來說說。
誰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可能不少人首先想到一個名字，劉少奇。沒錯，他在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中級別和政治地位最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被整得太慘了！他1969年11月12日在開封去世——前天是他的52周年忌日；他的妻子王光美被誣陷為特務，關押12年。長子挨斗后臥軌自盡；次子入獄八年，受盡折磨得病，出獄不久就死亡。其他子女也都被關押，受盡歧視。
宋永毅的書，第二章的標題是：“受害者和迫害者：劉少奇和他對文革的獨特貢獻”。獨特貢獻？沒錯。歷史就是這樣充滿矛盾。在中共多年的政治運動中，政治人物誰也不可能只有單一的身分，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不可能涇渭分明。作為中共的政治人物，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分常常是重疊的。除了極個別的人，鳳毛麟角，受害者經常先是長期扮演施害者的角色，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施害者并沒有任何不同，也曾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甚至在他被迫害致死之際，他和家屬子女仍然認同，或表示認同將他迫害致死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乃至那個元兇。
看看近百年來被政治運動整得非常慘的那些人，哪一個沒有當過迫害者？高崗、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周揚、陶鑄、鄧拓、丁玲、吳晗、老舍……這個名單長得沒有盡頭，幾乎與近百年的受害者名單一樣長。當我們看到他們臨終時留下遺言說：“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之類，是感到悲哀，還是覺得太具有諷刺意味？
說回劉少奇。縱觀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共建國之后的言行，兩人是有分歧的，甚至重大分歧。但在文革問題上，劉少奇絕非單純的受害者。宋永毅在這本書中，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劉少奇也是文革的罪人之一。我不愿意用刻薄的語言來形容一位殉難者，說他是“自作自受”，“惡有惡報”之類，更無意與毛粉為伍，說“錯誤人人有份”，用劉少奇和其他所有人的罪責，來開脫毛澤東的第一罪責、主要罪責。但是我們必須有一說一。
對宋永毅列舉的史實，我這里再歸納一下。
第一，劉少奇是最早吹捧毛澤東的人，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吹捧，直到把毛澤東吹捧成神；
第二，劉少奇是最早提出文化革命的人之一。他1956年在八大政治報告提出：“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劉少奇講話后一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當然，劉少奇當時倡導的“文化革命”，不是以奪權形式出現的黨內大清洗。但關于文革的提法和定義，比毛澤東更早，宋永毅認為，非常接近于毛后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對毛澤東肯定有影響。
第三，劉少奇是最早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人之一，他整的方式，與文革中采用的方式，已經相當接近；他親自領導“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又叫“社教”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文革的前一個政治運動，就是文革的預演。記得六十年代中期，我作為一個中學生深為不解，文革拉開序幕時，中國大地上還正進行“四清運動”，一個運動還沒結束，怎么又開始一個新運動？中央這是什么章法？
可以說，在幫助毛澤東形成文革思想上，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大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四清”運動起源于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對這個政治運動定調：“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后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他可能是第一個中共領導人把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
隨著四清運動全面展開，劉少奇越來越左。他是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第一人。在1964年6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劉少奇的回答：“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劉少奇對當時全國形勢的估計，比毛澤東還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估計有20％生產隊的權力不在共產黨手里，后來受到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匯報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里。”劉少奇進一步認為：“三分之一打不住……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
劉少奇領導“四清”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劉少奇是這三個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簽署者，其中有劉少奇夫婦倆獨創的“桃園經驗”——這個經驗中許多東西成了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利器。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毛澤東隨后啟用江青作為文革的先鋒和打手有了先例。在此之前，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沒這么干過。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少奇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桃園經驗”。然后，又在劉少奇安排授意下，王光美到各地做報告，傳播“桃園經驗”。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寫了批語，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毛澤東批示同意。
其次，這個“桃園經驗”采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斗爭，為毛的文革提供了思路。在劉少奇批示的文件中，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了回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甚至創造了在貧下中農里秘密扎根串連的辦法。
第三，劉少奇所謂“四清”經驗中，體罰逼供司空見慣，為文革中的逼供信、打砸搶提供了樣板。據非官方不完全統計，劉少奇掛帥的“四清”，共逼死干部群眾7萬7千多人；機關、企業、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27萬6千多人被定性為敵我矛盾。這些所謂“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復查，認定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剛才說的三條都是文革前的，下面就說到文革了：第四，劉少奇在文革中直到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第二把手，文革之初重要文件，規定了文革的指導思想、斗爭對象等等，他都舉了手、簽了字。而且文革最初階段，是他和鄧小平直接領導，造成怵目驚心的惡果。
文革第一步是毛澤東揪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奪下首都北京、軍隊、中宣部和中央辦公廳的大權。彭、羅、陸、楊這四人都是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班底，還是劉少奇的北方局老部下。但劉少奇對打倒他們沒有任何思想障礙，反而落井下石。1966年5月18日，他對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問題已經解決了；6月27日，他在中共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通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后一套”。
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澤東躲到南方，讓劉少奇在五十多天里領導文革。他不但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在實踐中更是大整了一批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文件，僅在這些文件中，劉就批準了各地黨委批判斗爭數百名中央和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干部。
宋永毅列舉了一大批人，在他的書中占了好幾頁。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省市委書記；大學校長也有一大批：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南開大學校長婁平、云南大學校長李廣田“黑幫”……劉少奇還下令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主要領導：天津的萬曉塘，河北的林鐵，等等；內蒙的烏蘭夫更被打成“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帽子扣了一堆。
在抓“黨內走資派”問題上，如果說有分歧，那就是毛的最終目標是搞倒劉少奇，而劉少奇的最終目標則是保住自己，不惜搞倒其他所有人。
工作組問題必須重點說一說，這是后來毛澤東整劉少奇時，說他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罪狀之一。文革后有人又說，是劉少奇鄧小平抵制文革、試圖剎車的辦法。其實，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領導下級單位的運動，是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的慣例，目的是為了推動運動，哪是抵制運動？毛澤東在文革發動后相當長時間內對派工作組也是肯定的。
這次劉少奇又派妻子王光美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他自己親自對工作組發了很多指示。這個工作組不僅主導了撤銷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的職務，在校級各部門、各系打了一大批黑幫，還打了一大批師生中的反革命，后來鼎鼎大名的學生造反派領袖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
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對北師大一附中的工作組成員講話，更讓我大開眼界：他親自出謀劃策，手把手地教如何拿下該校校長兼支部書記劉超：“先斗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他是堂堂中國的二把手啊，指揮斗倒一個中學的校長，真是天下奇聞！
1966年7月14日，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北京市制定了《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其中組織中學教師集訓這一步驟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成為文革中大規模迫害中小學教師，動員毆打老師的起源。宋永毅舉廣西為例：在集訓中，批斗手段殘忍、刑罰名目繁多：如掛牌戴高帽游斗，丟塘浸水，烈日下曝曬，燙屁股，跪石子，針刺，拳打腳踢，假活埋等。全地區11979名中小學教師在集訓中，有1495人被扣上地主、富農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及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進行批斗。其中有266人被逼死打死；108人被斗致傷致殘，有5668人被下放回原籍監督勞動。
劉少奇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再打“幾十萬右派”。例如，他在轉發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上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后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子。”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里統計，工作組把10,211個學生打成“右派”，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劉少奇在迫害群眾這一點上，毫不比毛澤東遜色。
平心而論，派工作組是毛認可的，劉少奇指令工作組抓“右派”也不過就是毛在1957年反右時“引蛇出洞”故伎重演。所以，當毛澤東在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尖銳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鎮壓群眾”時，劉想不通，認為毛出爾反爾，當面爭執起來。其實，無論他同意不同意毛的主張，派與不派工作組，也無論他怎樣拋出一大批替罪羊，他都會動輒得咎，毛澤東都會找到借口把他打倒：派工作組，毛可以指責他“鎮壓群眾”；不派工作組，毛也可以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消極抵制運動”。劉少奇和他的工作組在各個學校大玩毛澤東“引蛇出洞”游戲時，毛澤東對他們玩了一個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戲，結果是劉少奇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輸家。
毛澤東回到北京，發現劉少奇已經落入了陷阱，立刻后發制人。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因為劉的頂撞，毛在第二天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把林彪定為接班人，把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由此，劉少奇被趕出中央一線領導，不久開始了被軟禁、被批斗、被關押并最終被折磨致死的黑暗歲月。
人們不僅會問：難道劉少奇對毛澤東要整自己真的一無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劉少奇的智力水平了。宋永毅教授的分析是：劉為什么不斷搞掉自己的親信，甚至說出彭真“也反對我”這樣匪夷所思的話來？他把這些人塞進毛澤東的文革絞肉機，不外是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用賣力支持文革，讓毛澤東認識到自己還有剩余利用價值，能開恩放他一馬。
宋永毅還說：劉少奇為什么不聯合其他中央領導反抗？除了缺乏政治膽略之外，對毛澤東、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是他們束手就擒的最主要原因，他們根本沒有可以對抗毛的思想武器。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劉少奇是始作俑者，靠忠于毛澤東才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那么對毛的任何反抗都會在自己的思想上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悖論，毛澤東才敢于對他說：“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宋教授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文革中并沒有“路線分歧”，劉少奇并不是文革的真正反對者，盡管被群眾當成了“革命對象”——對這一點我倒有些不同意見。正如宋教授在書中所說：劉少奇心目中的文革，只是和文化有關的各個領域內的政治清洗，并不是毛所煽動的全國全社會范圍內的革命。這不就是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嗎！并不僅僅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啊。更何況，劉少奇期望的是加強黨天下，毛澤東期望的是將黨天下變成家天下、毛天下，這也不能不說是毛劉之間帶有根本性質的分歧。
毛澤東關于文革的藍圖，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文革絕不僅是毛澤東一個人及其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帳。文革確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文革的頭號受難者劉少奇的貢獻為最大。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劇，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少奇是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嚴重地威脅自己的權位。這是一個不遺余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造的神無情拋棄的悲劇；是一個持續不斷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
讀宋永毅教授的書，我不由得涌起這樣的想法：
毛澤東文革的思路，是不惜發動群眾造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大民主，沖垮自己和劉少奇等人親手創建的黨和政府一整套官僚體系，按自己的狂想，在廢墟上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毛式新世界；
劉少奇文革的思路，是絕不放棄控制——美其名曰“黨的領導”，絕不允許群眾造反，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黨說干啥就干啥，黨說斗誰就斗誰，誰不服從就扣帽子、打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