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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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知識分子：我的祖國是一座精神病院！
蘇聯上世紀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雖由不同派別和思潮構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羅維奇·別洛策爾科夫斯基在《自由、權力和所有權》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輩那一代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向往。“在我父親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張小傳單，是當時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交給所有回俄國的人的傳單。上面寫道：‘如果你們回俄國是為了在那里促進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那么我們祝愿你們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沒!’”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離開祖國時，心里想著如果朋友要寫什么囑托的話，那一定是：如果你們到國外是為了在那里促進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民主，那么我們祝愿你們的飛機掉到海洋里去!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一貫宣稱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論自由，充分發揮人民當家作主積極性是蘇維埃新社會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這種目標的蘇聯出現了經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對弱一些的自然科學界涌現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見者。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俄羅斯知識分子固有的歷史傳統和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勵其不斷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權勢，批評和質疑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見者”是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和“解凍”背景下出現的，不過，一開始“持不同政見者”
只是一股社會思潮，并沒有成為一場運動。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持不同政見者”逐漸成形為運動，它幾經起伏，成為勃列日涅夫任期內蘇聯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領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現象。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主要由麥德維杰夫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派、薩哈羅夫為首的西方派、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構成。各派主張既有區別，又有相似之處，但在反對復活“個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蘇聯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甚至是危機，然而，蘇聯黨和政府卻把這些來自社會的不同聲音當作是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是帝國主義思想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先聲，因此，采取各種措施壓制和打擊持不同政見者。
強化意識形態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勃列日涅夫強調指出：“意識形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克服的危害，應該加強意識形態的工作。”
為了強化思想工作，蘇共中央和政府的宣傳部、科學和學校部、文化部等職能機構擬定了新時期強化宣傳鼓動工作的具體措施，除了要求全社會不斷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之外，在每次黨的代表大會后都要展開強大的宣傳活動。一向受到特別重視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一時期，宣傳部門和一切有關研究機構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從各個角度不厭其煩地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議在大學生宿舍中開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學生活每一周開展什么活動，由誰組織，由誰監督，活動的具體內容都有詳細明確的規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時期為了向世人宣傳和證明馬列主義和蘇聯共產黨方針的正確性，力圖在全國營造一種欣欣向榮的社會氣氛，政府不斷新建各種紀念館和紀念碑，勛章和獎狀漫天飛，慶祝會和紀念會一個接著一個地召開。發達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更把這種粉飾太平的舉動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呈報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通過監控發現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狀況不容樂觀。許多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和黨史課程純粹是為了應付考試，在他們眼中高校黨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學無術，只會對學生進行監督的人。
1976年安德羅波夫在給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進一步談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三年來監控高校學生的情況。“在青年學生中三年之內發生了324次不良表現，參加的人有4406人……發表誹謗性的、蠱惑性的、修正主義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見，作為不良表現的一種形式，在數量上和參與的人數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時期社會團體行政化傾向非常嚴重，社團逐漸演化為黨和政府控制知識分子的工具。由于社會團體和各種協會與黨的機構一起控制著大多數出版、評獎、出國以及晉升的途徑，它的權力很大。如果一個作家不能發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無以為生。
盡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識形態問題，次次都強調它的重要性，但對社會形勢和人們價值觀念趨向的變化，卻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政策和舉措，即使是通過的決議和措施大多也沒有得到執行。
監控與施壓
盡管勃列日涅夫明確宣布，蘇聯不禁止與眾不同的觀點，也不禁止對公共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批評。然而。從60年代中期，蘇聯政府和安全部門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來打擊日益高漲的要求民主、言論自由與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俄聯邦增補了刑法關于反社會秩序罪的第190條。
新增加的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90條內容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據更側重于行動可能帶來的后果方面，這樣一來為執法機構隨意解釋法律條文，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留下很大的空間。
1967年安德羅波夫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后，為了加強同所謂的思想顛覆活動進行斗爭，經過蘇共中央批準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其任務是組織反問諜工作和與境內的思想顛覆活動作斗爭。”第五局主要由負責文藝界知識分子問題、大學生和無組織青年、偵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動策劃者、以及專門負責同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打交道的處室構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約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強化了自己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當中招募了24952個新的情報員，占全部情報員的15％，并超過當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二倍還多。為了監督人們的思想和情緒，蘇聯的領導愈來愈經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進行這種調查工作的專門機關，這一方面造成了國家安全機構不正常的膨脹，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現象持續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壓力，分化瓦解是蘇聯政府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經常使用的辦法。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利季婭公開表示反對政府審判持不同政見者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并在要求為兩位作家減刑的公開信上簽名，從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難在刊物上出現，最后被作協開除。尤為嚴重的是一些因為持不同政見而被開除公職的人，很難再找到工作，他們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資助，以及干私活為生。
除了開除黨籍、公職，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權利之外，甚至還可以用“寄生蟲”(不勞而獲)的名義把持不同政見者遣送到邊遠地區管制勞動二到五年。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羅茨基就曾以“寄生蟲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寧格勒法庭判處到邊遠地區強制改造勞動五年。
對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壓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當薩哈羅夫《關于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開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發，并且在西方廣為傳播后，尤其是薩哈羅夫明確反對政府鎮壓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識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參與原子能實驗計劃了。1970年薩哈羅夫等人創建蘇聯人權委員會后，政府加大了對薩哈羅夫的政治壓力。
1973年9月6日，蘇共中央書記處通過了“關于薩哈羅夫反社會的活動”的長篇通報，并很快傳達到全國各地和各個行業，從此，蘇聯掀起大規模批判薩哈羅夫的高潮。在政府壓力下，40位蘇聯科學院院士發表公開信批判薩哈羅夫，“薩哈羅夫近年來不再積極參與科學工作，并發表一系列關于蘇聯政府及內外政策的聲明……薩哈羅夫的言論已經淪為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當薩哈羅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后，蘇聯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薩哈羅夫的浪潮。安德羅波夫親自批準一份有關“揭露授予薩哈羅夫諾貝爾和平獎政治背景的聯合行動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國外加緊散布西方授予薩哈羅夫和平獎是干涉蘇聯內政的言論。
1980年初，由于薩哈羅夫公開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蘇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討論了薩哈羅夫的問題，決定將其流放到不向外國記者開放的高爾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爾巴喬夫才允許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見者的許多活動從法理上講并不違背蘇聯憲法的要求，這給執法機構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增加了難度。1965年9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了在國外發表文章的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發生了蘇聯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公開審判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請尊重蘇聯憲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蘇聯政府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進行審判，分別判處兩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茲伯格、加蘭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羅沃里斯基等人，因為編輯并在西方出版有關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案件訴訟材料《白皮書》，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審判了發起聲援支持A.金茲伯格等人的L.鮑戈拉茲和P.李維諾夫，這樣每一次逮捕審判持不同政見者總會激起新的一輪抗議，引發更大的，更廣泛的社會反響。
一批哲學家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寫道：“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作家因撰寫和出版(在國內外)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文藝作品，被控從事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活動而遭到逮捕和公開審判的情況……此外，就我們所知，在沙皇俄國的歷史上和歐、美、亞、非各洲的近現代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因在本國或國外撰寫和出版反國家的文藝作品，被控從事反國家活動，而遭到逮捕和公開審訊的情況。”
即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最成功的一次審判，效果其實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了雅基爾和克拉辛，雅基爾的父親是著名的基輔軍區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當時持不同政見者對雅基爾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種種壓力下屈服了，他們不僅承認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見者。
1973年夏天，國家安全委員會終于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有西方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招待會上，被告像斯大林時代那樣承認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見者放棄行動。為了這場表演，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親自出馬，威脅利誘雅基爾和克拉辛，讓他們在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據后來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書《法庭》中透露：安德羅波夫要求他們“是否考慮一下在記者招待會上在外國記者面前講講話?他們寫了多少關于你們案件的謊言。應該洗一洗他們的腦子。要讓西方知道，你們在法庭上講的話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為，我是在收買你們。”
盡管這場戲進展很順利，克格勃的目的達到了，蘇聯的報刊雜志也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報道，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爾和克拉辛的悔過是真誠的，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兩人和政府在道德與政治上的骯臟性，甚至有人懷疑他們二人本來就是克格勃的間諜。
送進精神病院和驅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歷史上最為丑惡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對政府不滿或者對社會沒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實際的人，直接宣布為精神病患者，不顧本人和家屬的反對強行關入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從而迫使受害者放棄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進行所謂的反社會活動。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們違反了《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或第190條的規定(詆毀蘇維埃國家和制度，擾亂社會秩序，不服從國家管理人員)，而后由法院起訴并立即進行精神病學鑒定。通過鑒定宣布該人為無責任能力的人，這樣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不公開審理，判決將其送人精神病醫院強行治療，從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審判中所面臨的被動局面。
蘇軍退役少將格里戈連科案件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格里戈連科曾在第18集團軍服役，1964年因為組織“為恢復列寧主義而斗爭聯盟”被關入精神病醫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連科以搬運工為生，拒絕領取戰士養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主要人物。他不僅積極支持克里米亞韃靼人返回家園的斗爭，而且，還籌劃成立人權組織。正是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連科在塔什干被捕，謝爾比茨基法醫研究所對他進行了檢查，并宣布其為精神錯亂癥，送往專門的神經病醫院接受“治療”。后經勸說到美國治病。
若列士麥德維杰夫因為在國外出版了幾本有關批判李森科的書，并對蘇聯生物學發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從家里強行抓到精神病院，準備對其進行強制治療。主治醫師利甫希茨認為若列斯·麥德維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個生物學家，可同時他又總是做許多和他的直接責任完全無關的事情。再說，他總是對某些事情感到不滿，總想對某些事情進行斗爭。”但由于國內外著名科學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強烈抗議，20天后若列士一麥德維杰夫被釋放。
驅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見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談判期間，蘇聯開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見者伴隨著猶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馬克西莫夫、戈爾巴涅夫斯卡婭、阿馬利里克、金茲伯格、西尼亞夫斯基、圖爾欽、布科夫斯基、格里戈連科、若列士·麥德維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遠遠多于蘇聯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對于一些不愿離開祖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蘇聯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驅逐出境的辦法，強行將其遞解出國，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被趕出蘇聯的。
1970年10月初，當索爾仁尼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后，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積極介入對索爾仁尼琴問題的處理，并準備在他出國領獎時將其驅逐出境。然而，索爾仁尼琴卻決定不出國領獎，打亂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計劃。
1974年12月14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同時刊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于剝奪索爾仁尼琴蘇聯國籍和驅逐出境的命令”，隨后，索爾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蘭克福的航班，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蘇聯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為i072人。1966年為48人，1967年為103人，1968年為129人，1969年為195人，1970年為204人。1976~1980年總共為347人。當然，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可能與實際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有很大的出入，因為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按刑法一般條款審判的，而且，被判處送精神病院或驅逐出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遠不都是經過法律手續的。此外，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通過行政、黨或別的渠道施加壓制的形式處理的。但是，通過這一材料最起碼能夠說明70年代以后，政府盡量減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審判，而采取其他各種方式了。
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壓力，幾經沉浮，但一直沒有中斷，這說明它有深刻的社會基礎，是蘇聯社會病態的自然產物，并不像蘇聯當局所說的那樣是西方顛覆蘇聯社會主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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