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阿西莫格魯：中國經濟增長的起源和未來

關于中國經濟的未來，雖然我們不能確定，但根據我們的分析框架，我們要說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

本文原載《比較》第74輯。

我今天用我與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合寫的《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中的視角，來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起源和未來。

我從任何角度都算不上一個中國專家，但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于國家如何進行經濟改革、脫貧致富的例子。許多需要進行深層次結構改革的發展中國家都要面臨這樣的挑戰，因而任何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都要思考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我和羅賓遜合作發展出的理論框架對中國的確有一些啟示，我在此與各位分享。

我演講中將要討論的問題是，回望過去，為什么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多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展望未來，之前的成功能否延續，使得中國從中低收入國家轉向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國家。目前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大部分集中于經濟學范疇，因為這首先是個經濟問題。當我們要試圖理解經濟增長的軌跡時，社會做出的經濟選擇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認為政治問題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因為經濟選擇是有其政治基礎的，而經濟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總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中發生的。政治，是我將著重討論的問題。

關于中國的增長經歷，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中國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中國的經濟比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要自由，至少同樣自由；另一種理解是中國通過非常精心設計的、智慧的國家干預和實驗，找到了適應其歷史、文化和國情等方面的正確發展配方。關于后一種解釋，經濟學的文獻中有多個不同版本。兩種理解都有一些正確的方面，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本質上是轉向市場經濟，價格體系首先在農村經濟，然后在城市經濟中發揮作用；同樣，要說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還有所缺失，國家仍在經濟中占據主導性作用，也沒有錯。

但我認為，用這兩種極端的看法理解中國增長，都是片面的，因為中國既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也不是經典的庇古型國家，通過政府干預解決外部性和市場失靈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兩種解讀都忽略了政治的問題。為什么做出改革的選擇？什么時間做出這些選擇？為何在1970年代以后才變得可行？哪些因素使得改革得以持續？它們未來又可能如何發展？這些關于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的問題，正是我和羅賓遜十幾年來所研究的，這些研究都總結在最近出版的《國家為什么失敗》這本書里。這些問題也強調了，制度的選擇從根本上說是政治選擇。因為首先它們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礎上，并且關于要做什么選擇經常包含一些重要的矛盾沖突，有的是意識形態上的沖突，因為人們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可能是政治利益沖突，因為一個社會如果發生制度性變革，通常會有一些贏家和一些輸家。

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這些問題的框架，其核心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關系，我下面迅速概括一下。經濟制度指的是管理社會中經濟交易的制度，我們將其分為攫取型經濟制度和包容型經濟制度。當然這只是兩種極端的理想類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去分析和思考問題，現實是介于二者之間的。

攫取型經濟制度的特點包括不安全的產權保護，行業進入壁壘，不公平競爭，阻礙市場運行的管制。這些特點往往有利于某些內部人或是社會中某些有權有勢的政治群體。與攫取型經濟制度相反，包容型經濟制度包括安全的產權保障；零壁壘的行業進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場，維護合同，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公民都能公平參與經濟活動。最后這一點與早前菲利普·阿吉翁和托爾斯滕·佩爾松的演講中提到的“社會流動性”問題，是同樣的道理。我在接下來的演講中將論證，包容型經濟制度對于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經濟制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們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礎上，所以還得考慮政治制度的問題。我們將政治制度分為攫取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集中于社會中一小部分人手里，缺乏權力的約束、監督和平衡，缺乏法治，這種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經濟制度，它的極限是極權。與攫取型政治制度相對，包容型政治制度，可以用“多元主義”（pluralism)最好地概括：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布，無論誰當權，政治權力都要受到不同集團、不同形式的約束和監督，包括選舉、公民社會組織、媒體等等。

用圖1的2×2矩陣來描述，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有4種不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組合，如攫取型經濟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類型相同的國家往往穩定，雖然還不至于堅不可摧。但是那些處在反對角線類型的國家一般來說不太穩定。為什么呢？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國家有包容型的經濟制度，卻有攫取型的政治制度，那么總有一天，開放的經濟體系和權力集中之間的矛盾必然要求要么經濟體系趨于封閉，要么政治權力更廣泛分布。用一種更簡化的、可能有些許誤導性的方式來概括，長期的經濟增長要求有經濟自由。之所以說這是簡化了的，是因為包容型經濟制度不僅要求有經濟自由，還需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性基礎。但用簡化的語言說，如果想要有經濟自由，那么必須得有政治自由，否則經濟自由不可能持久，它會不完整、不穩定。

從制度的視角來考慮增長，為什么包容型制度（包容型經濟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的組合）對經濟增長如此重要？以阿吉翁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創始人認為，經濟增長需要建立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而創新依賴于經濟自由、公平競爭環境、不同背景和社會地位的人能夠為創新而競爭，新的創新企業能夠不受制于老的創新企業，這些都是包容型經濟制度的標識。也就是說，創新需要有包容型經濟制度來支持所謂的“創造性破壞”，即新技術取代舊技術，新人代替舊人，新企業打破舊的壟斷。這就需要有經濟自由、公平競爭環境等制度來保證一方面老企業的知識產權能夠得到保護，另一方面老企業不會通過現有的優勢，打擊新的創新者。

攫取型制度（攫取型經濟制度和攫取型政治制度的組合），顧名思義，就是一小部分人用以攫取社會不同群體的資源的制度。該制度得到權勢很強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因為他們從中受益。雖然不像包容型制度那樣包容競爭、鼓勵創新，但攫取型制度常常顯示出相當高的穩定性。一旦主導了社會，并不會轉瞬即逝，自動消失。有兩大機制來解釋為什么攫取型經濟制度能夠長存。一個“經濟輸家”觀點，比如那些可能因為新技術而失去壟斷地位的企業，它們往往會認為，取代攫取型制度的新變革將使其在經濟利益上受損，因而盡力阻礙變革。另一個是“政治輸家”觀點。既得利益集團認為那些“創造性破壞”及其相關的政治變革將侵蝕其政治權力，改變使其擁有巨大政治權力的社會結構。如果一個專制政權，特別依賴于社會的某一個部門，或是某一類企業，或是社會中某一種組織，那么轉向包容型制度過程中的社會劇變也會從該政權手中奪走權力，讓它難以繼續統治社會。綜上所述，沒有理由認為攫取型經濟制度會自動消失。

攫取型制度并不見得和經濟增長互不相容。事實上，不管哪個集團、哪個政黨、哪個專制者、哪個精英掌權，其他方面忽略不計的話，他們都同樣希望看到更多的經濟增長，因為經濟增長意味著可以有更多的錢做想做的任何事，意味著統治合法性的增強，因為社會對你會更滿意，也意味著更大的威望。所以這些都說明，不管是誰掌權，不計其他因素，都會希望看到更多的經濟增長。但問題在于，其他因素并不能忽略不計，因為以創新為基礎的增長與那種極端不均的政治權力分布是不相容的。

這樣說來，我們已經可以大致想象到，攫取型經濟制度下可能的經濟增長類型。這種經濟增長不能威脅到社會中那些政治上有權有勢的群體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增長要有利于社會中現有的企業和精英；運用的是已有的創新，從而不會產生“創造性破壞”。說得更具體一些，雖然攫取型制度不能產生技術創新、“創造性破壞”，從而不能維持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但是攫取型制度能夠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把資源從一個部門配置到另一個部門。在投資拉動型經濟中可以這樣做，但對增長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資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的眾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釋放出來的初期產生高速的增長。隨著更多的資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資拉動型增長的收益也將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趕，必須轉變成創新驅動的增長方式。如佩爾·克魯塞爾之前提到的，這個轉變雖然應該是一個平滑的過渡過程，不是從0到1，但通過這種平滑的轉變后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由創新來驅動，這時攫取型制度中有限的包容性將對創新以及經濟持續增長形成約束。當“創造性破壞”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時，新的利益對制度變革的要求增大，攫取型制度中的統治集團面對的變革壓力也將加大。因為當“創造性破壞”變得更加普遍后，它對統治集團的政治權力構成了真正的威脅。

除了創新的政治環境，我們還需要考慮創意和創新的源泉。創新需要一種經濟、社會和政治自由的結合，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課題。從數據上看，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創新國家，推動科技前沿、改善消費者福利、促進生產率提高，最要緊的不是有多少專利技術或創新，而是少部分真正有改天換地影響的重大技術創新，包括整合之前沒有整合起來過的創新，或者是真正地改造了某個領域的創新。這些創新從何而來？當然有很多決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創新源于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開放和自由。

圖2描繪的是國家層面上，控制了許多因素后，包括人均GDP、教育、國家的專利總數等，個人主義（橫軸）與創新質量（縱軸）的關系。個人主義指的是個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個人利益，而非集體利益；創新質量的衡量指標是專利的引用數。可以清晰看到，個人主義對創新質量有相當大的作用。

圖3描繪的是國家層面上，經理人平均年齡（橫軸）與創新質量（縱軸）的關系。一個國家對新想法的開放程度越高，社會結構越不分等級，那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就越容易上升。試將一些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組織形式，包括印度和我的祖國土耳其——我想中國可能也屬于這個類型，雖然我并不是中國專家——與美國相比，像Facebook（臉書）這樣的公司能夠迅速發展，打破常規，正是一個國家開放程度，甚至可以說是叛逆性的開放程度的一個衡量指標。經理人的平均年齡從側面反映了一個社會的企業組織方式 。其他方面的數據也顯示了同樣的趨勢。我們研究了創新的極端程度、“超級明星”式的創新、創新的原創性和多樣性等等。不過我們的回歸分析不只聚焦于此，我想指出的是，這也跟我要說的下一點相關，與科技前沿的距離的問題。一國與科技前沿的距離越近，個人主義和其他因素就越重要。

我下面討論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經濟如何增長。這里我想舉一個關于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經濟增長的典型例子：蘇聯式奇跡。西方曾有很多人很迷戀蘇聯，他們有很好的理由這樣做，因為蘇聯在經歷過一段經濟停滯之后，也經歷了一段經濟迅速增長的時期。它通過重新配置，讓資源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提高了投資率和生產率。現代人往往忘了這一高速增長時期，因為1960年代末期后，蘇聯經濟開始出現問題，但在此之前，人們真的是對蘇聯模式印象深刻。

我最推崇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他不僅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的創始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的創始人——都有過崇尚蘇聯模式的想法。我談這個不是因為我要跟薩繆爾森對著干，我想說的是，連他都會犯這樣的錯誤。他的1961年版的《經濟學》一書，將經濟學首次引入了本科教育。在這本書中，薩繆爾森認為蘇聯會比美國增長更快。他說，雖然美國可能更讓人青睞，因為美國擁有民主體制，但是蘇聯的經濟會增長更快。他預測說蘇聯經濟不僅會在GDP總量上超過美國，而且還會在人均GDP上超過美國。你可能認為后來他會認識到自己預測的錯誤，但事實上他不是唯一沒有認識到自己錯誤的人。到了《經濟學》1967年版出版時，薩繆爾森只改變了一些說法，他把蘇聯經濟會超越美國的時間給改了。預測蘇聯經濟將超越美國這點沒變，只不過實現的日子要晚一些。直到1970年代，人們才認識到蘇聯經濟是一個缺乏創造力的、攫取式的經濟，那時人們才開始跟這種攫取型制度保持距離。

蘇聯奇跡的覆滅，恰恰是因為不能改革攫取型制度，從建立在資源重新配置的追趕型經濟轉向一個創新型經濟。我想這也正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就是不要重蹈蘇聯的覆轍：越接近科技前沿，就越需要改變制度，因為那些可以促進資源重新配置、甚至為其提供便利的制度，并不能幫助國家轉向“創造性破壞”，轉向創造新產品、新流程這樣的創新經濟。

可能有人認為，中國不必多慮，蘇聯是一個特例，它是一個極權國家，無法完成這樣的轉型，這個特例不適用于其他國家。這種觀點其實是經典的現代化理論的一個假說——不用管政治，不要擔心這些深層的制度變革，只要經濟增長，這些東西自然而然地會來。但事實并非如此，如果你看數據，這個假說沒有依據。圖4中，橫軸是人均GDP的變化，縱軸是民主程度的變化。無論怎么處理數據，你都不會看到二者有正相關的關系。那些經濟增長更快的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變得更加民主的趨勢。原因很簡單，這取決于經濟增長到底是哪一種類型。如果經濟增長是蘇聯式的，那就不能產生新的利益、新的社會結構，就不會產生那種對政治變革、也就是民主化的要求，隨之而來的將是經濟停滯。

關于中國，我想簡要提幾點。如我所說，我并不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但我想簡要提幾點會對我的演講主題有幫助。我和羅賓遜在介紹我們的書時，不管是對學者還是對一般大眾，我們往往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那中國呢？中國是你們的理論的例外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你看中國歷史，有很多地方都很符合我們的分析框架的一些特征：關于中國社會的組織形式；中國對創新不夠開放，雖然中國有很多科技創新，但中國的制度并不夠開放，不足以將創新轉化為生產力，并使得組織和社會產生革命性的變革；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政治事件，經濟制度變化是改革開放后施加于中國的。如果放眼更大的背景，雖然其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經濟開放，我想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一種處于攫取型經濟制度下的增長，它只是利用了資源的重新配置，而沒有去改變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來推動經濟增長。

我想說的最后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的轉型，中國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追趕型增長，如前所說，無疑對中國非常重要，而中國也在這個階段做得非常成功。我們可以從多個不同層面看到這點。比如從資源配置方面的指標，可以看到中國很多產業在這些指標上做得非常好，資源錯配的現象隨時間減少。但追趕型增長，從根本上說是有限的，因為顧名思義，追趕型增長依靠的是技術轉移、外包生產。這種技術的采納和改進，到工資開始增長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國的工資水平已經開始上升了！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現有增長方式的潛力將枯竭，只有通過技術創新才能實現持續性的增長，而創新需要我前面說過的那些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變革。

關于中國經濟的未來，雖然我們不能確定，但根據我們的分析框架，我們要說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托爾斯滕·佩爾松之前也是用了這么一個詞來形容。這個“關鍵時刻”可能有多重意思，我們在《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中嘗試給予其一些具體含義。中國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因為中國在之前那種增長模式下做得非常好，但這種模式很快就要失去動力，除非中國能從更深層次改變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這需要中國從利用技術轉向產生技術，需要出現細分類型的產品、新工藝流程和新的根本性的創新。我想這種可能性并不小，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社會、中國企業在上一階段的經濟增長中表現出很強的創造力，但這只有在制度不會成為其嚴重的限制的條件下才能成真。換句話說，這要求中國的制度升級到包容型經濟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這種結合才能支撐創新和“創造性破壞”。

關于中國我們還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我們也可以從中國學到很多東西。而我想也應該把中國經濟放到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中看，因為歷史上有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經歷了多個不同階段。從經濟增長的制度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視角，也就是我和羅賓遜的書中嘗試提煉的，我們能夠提供一些關于中國未來會如何以及應該如何的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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